当黔灵山的猕猴跃动于林间，草海湿地的黑颈鹤悠然踱步，这些动人的画面背后，是一个生物多样性位居全国前列的山地省份对生态保护的体现。贵州，这片拥有超过15000种生物种类的土地，孕育了黔金丝猴、黑叶猴等众多特有物种，但也长期面临国家保护名录覆盖不全、人兽冲突等现实挑战。

　　《贵州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1月1日施行。在已有上位法的前提下，贵州为何仍需专门立法？这部即将生效的条例有哪些契合本地实际的创新设计？它的出台，又将如何更好助力生态保护？

为何需要一部“贵州定制”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搭建了全国性框架，但在幅员辽阔、生态差异显著的中国，地方需要更为精细的“操作手册”。

　　“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指导性比较强，是一个总的上位法。但它毕竟面向全国，难以完全契合每个省份的特殊情况。”贵州大学林学院生态学博士刁奕欣说出了地方立法的逻辑起点。

　　贵州省林业科学院院长冉景丞也同样提到地方立法的必要性：“国家法律主要保护的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三有’动物，就是指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但我们贵州物种非常丰富，生物种类不下15000种，很多是贵州特有或区域性物种。”这意味着，如龙里瘰螈等等这些“全世界就只有这里有”的物种，长期处于国家法律保护名录之外，需要地方立法来填补保护空白。

　　这种保护缺失在日益凸显的人兽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冉景丞分析说，贵州山地多，猴子、野猪等动物种群发展很快。比如贵阳黔灵山的猕猴数量已经超过1000只，而那里的自然生态系统最多只能承载400只。“这导致了野生动物活动范围不断向人类聚居区扩展，人兽冲突事件逐年增加。”

　　这个观察背后，是贵州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现实困境。走在黔灵山公园，经常能看到游客举着食物逗引猕猴的场景。刁奕欣说，不少游客没有意识到黔灵山的猕猴是野生动物，这种认知差距，使得管理措施难以有效推行。“以前禁止投喂更多是道德层面的约束。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公园管理方难以有效规范此类行为。劝阻游客投喂时，很多人不理解也不配合。”

　　因此，一部切合贵州实际、操作性强的地方法规，不仅是生态保护的需要，也是法律实施的要求。

这部条例有何亮点？

　　冉景丞告诉记者，《贵州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从调研到落地，历经约七年时间，这部为贵州野生动物“量身打造”的条例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最鲜明的特色，是为本土的特有物种“正名”。比如，该《条例》中明确规定，省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黔金丝猴、黑叶猴、雷山髭蟾、斑鳠等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进行专项监测，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黑颈鹤、白颈长尾雉、画眉等鸟类迁徙通道、栖息地等集群活动区域鸟类活动情况监测，对鸟类活动频繁的农林结合部、农田、果园、养殖塘、城市周边、郊野公园等区域，健全巡护制度，开展日常值守。

　　刁奕欣告诉记者，这种对本土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充分认可，让许多长期被忽视的物种终于进入了法律保护的视野。

　　记者注意到，《条例》还提到了在野生动物栖息地不得实施驱赶、随意投食、引诱拍摄等惊扰影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行为。冉景丞说，这从立法层面为解决现实痛点问题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在贵阳黔灵山公园，投喂野生猕猴的现象非常严重，觉得投喂是献爱心。但这会改变野生动物的习性、肠道微生物，降低整个种群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现在法律明确有规定，对主管部门管理来说是有利的。”冉景丞解释说。

　　《条例》还提到，对不适宜划定为禁猎(渔)区的，县级人民政府可以选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分布点建设保护点。刁奕欣告诉记者，保护点是一种灵活的保护形式，与传统自然保护区有所不同，保护点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一个补充。“保护点不需要像自然保护区那样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而是依靠当地政府进行协调管理。这种设计特别适合小规模、分散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比如，一些别的珍稀濒危物种，它们栖息的生境比较小的，我们把这一块划成它的一个保护点后，它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

　　冉景丞补充说，对于一些传统保护区范围外发现的珍稀物种，保护点提供了一种快速有效的保护方式。“有些物种出现了外溢的现象，比如说黑叶猴，它已经从原来我们认为的4个国家级的保护区，扩展到市级保护区也有，它还在向外扩”。

　　值得提一提的是，条例中最具人文温度的创新，是将少数民族习惯法纳入现代法治框架。《条例》中鼓励将保护野生动物的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冉景丞告诉记者：“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时习惯法更有效。他们更怕触犯乡规民约后的处罚，因为会有一些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处罚。”而这种尊重地方传统智慧的立法思路，在其他省份的法规中比较少见。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专家们都提到，《条例》施行后，相关部门需要重视对一些具体规定制定执行细则。

立法背后的贵州生态成绩单

　　《贵州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出台的背后，是贵州多年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显著成效。

　　这些年来，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贵州做了大量工作。冉景丞说：“我们完成了全省范围的资源调查，建立了系统的监测网络。这些基础工作为科学立法提供了数据支撑。”

　　“梵净山的生态廊道建设，让黔金丝猴的生境范围得到拓展。”冉景丞说，这些生态廊道如同绿色的桥梁，连接起原本孤立的栖息地，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最令人欣慰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物种的回归与繁荣。据了解，白颈长尾雉最早在6个县有分布，现在扩大到三十多个县。黑颈长尾雉从仅存于紫云县，扩展到贞丰、安龙等多个县。多年未见的豹猫、小灵猫等也在红外相机监测中再次现身。这些数据反映了生态恢复的积极成果。

　　2025年11月，草海黑颈鹤种群“达到了历史新高”，成为保护成效的直接体现。“政府出资让农民种植黑颈鹤喜食的植物，为越冬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刁奕欣说。

　　同时，冉景丞表示，部分物种的回归从全球尺度看或许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迁徙，但它们选择贵州，本身就证明了贵州生境条件的吸引力。

　　目前贵州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四。刁奕欣分享了他的调研观察，“这三年在贵州的研究让我看到，贵州山地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可能次于热带雨林，但是比别的地方都要丰富。”

　　在贵州的千山万壑间，一部法律的实施将悄然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不仅为不少珍稀物种提供了更坚实的保护，也为日常生活中的人兽相处设立了新的规范。它不仅保护野生动物，更在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

　　实习生王荣子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王婧玲

一审：兰杰欣

二审：刘　志

三审：王　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