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考古中国】

  在碧波万顷的黄海之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的一座半岛之上，矗立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琅琊台遗址。遗址坐拥山海之间的壮丽风光，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在史籍记载中，琅琊与齐地八神中的“四时主”祭祀(齐地八神是指古代齐国祭祀的八位主神：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编者注)、秦皇汉武的东巡等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两千年来，它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屹立于大海之滨，见证了秦汉帝王“东抚东土”的恢宏壮举和沿海先民披荆斩棘的开拓历程。

  自2019年起，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携手，对琅琊台遗址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考古发掘。随着发掘工作不断推进，遗址的规模、布局及主要遗迹面貌逐渐显露。位于遗址中心山顶的“大台”主体，被确认为“秦修汉葺”的高台建筑基址，其宏大的规模和高等级的遗物，与先前发现的秦代刻石相互印证，共同指向了文献中记载的秦始皇所筑琅琊台。在南坡山下，考古队发现了与山顶建筑同时期建造的正方形院落及烧造建材的砖瓦窑址，大量遗物的出土为遗址的分期断代提供了确凿依据。而在遗址东南的海边，考古人员揭示了规模宏大、形制独特的战国时期建筑，出土遗物具有鲜明的齐国特征，对追溯秦始皇东巡琅琊及筑琅琊台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一、发现秦始皇琅琊台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曾先后三次东巡至琅琊，并在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南登琅琊，流连忘返，逗留了三个月之久，还迁徙大量人口建造琅琊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在所有东巡的驻跸地中，琅琊无疑是秦始皇停留时间最长、营建规模最大的一处。

  琅琊台遗址的中心是一座海拔183.4米的山峰。经过调查勘探，考古人员在山顶发现了面积约45000平方米的“T”字形夯土分布区。中心区域的夯土呈现出明显的层级式特征，最上层的台基面积约为2400平方米。考古发掘揭示了台基东、西两侧的附属房间、排水设施等重要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遗物，其中包括大型夔纹瓦当、龙纹踏步砖等建筑材料。这些遗物此前仅见于陕西秦咸阳宫等遗址中，是秦代最高等级建筑的标志物。宏大的建筑规模、高等级的出土遗物，有力地印证了山顶高台建筑即为秦始皇东巡时所建造的琅琊台。

  琅琊台所在山体多石少土，规模庞大的建筑所需土、木及砖瓦等建材基本需要从山下运来。建造过程耗费了巨量的人力物力，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的记载相吻合。这里的“三万户”中，除了直接参与施工的劳动力外，还应包括大量提供后勤保障的家属。他们共同服务于琅琊台这一大型工程，因此被免除十二年徭役。

  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局部重修和改造的迹象，年代不晚于西汉时期。史书记载，秦二世东巡郡县时曾“尽刻始皇所立刻石”，而汉武帝也曾“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重修迹象应与秦二世、汉武帝等东巡至琅琊台有关。西汉以后，琅琊台逐渐荒废，《水经注》中有“台高三层、层高三丈”的描述，与台上建筑荒废后保留下来的夯土基址所呈现的面貌基本相符。

  琅琊台作为秦代国家工程，是国家统治威权在东方的象征。考古发掘成果不仅证实了文献中关于秦始皇东巡琅琊并筑台的记载，还将秦二世、汉武帝东巡及建筑兴废、后人描述等一系列文献线索串联起来，使历史变得具象、生动、触手可及。

二、建于山顶的高台建筑

  高台建筑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土木混合建筑形式，以高大的夯土台基为基础和核心，以多层木构建筑为外在表现，由若干单体建筑组合构成，体量庞大，带给观者高大宏伟、繁复壮丽的视觉效果。高台建筑盛行于战国秦汉时期，文献中记载的秦章台、赵丛台、楚云梦台、齐柏寝台等都属此类。目前经考古发掘证实的秦咸阳一号宫殿、六号宫殿等也是高台建筑的典型代表。

  以往发现和确认的高台建筑多建于平地之上，而琅琊台则是一座建于山顶的高台建筑。建造者根据山顶地势特点进行规划布局，切削修整山顶基岩后，再运土上山并层层夯打，做出建筑基础。建筑布局依照地势呈现出复杂而灵活的特征，并没有统一的中轴线。这种矗立于山巅、布局灵活的高台建筑在国内是首次被发现和揭露，无疑是古建筑研究中极为珍贵的特殊案例。

  在山顶高台建筑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排水设施。这些设施基本由地漏和管道构成，其中建筑西侧附属房间内发现的石砌地漏尤为引人注目。它由多块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而成，中间的石板上凿有下水孔洞。这是目前全国范围内首次发现的秦代石砌地漏。地下管道均由陶管套接而成，在夯筑过程中预埋，周围包裹纯净黏土以加固并防渗。管道出、入水口附近均发现了用于过滤防堵的镂孔砖。除地漏和管道外，建筑周围还发现了瓦铺排水明沟和兼具排水功能的石铺道路。这些科学的设计理念能够在沿海多雨的环境下，有效地减少雨水对夯土的侵蚀。

  琅琊台遗址中的诸多建筑遗迹均为全国范围内首次发现，设计精妙又因地制宜，具有填补古代建筑史研究空白的意义。

三、悠久的海洋文化传统

  考古发掘成果显示，琅琊台遗址内的重要建筑均以海洋为主要朝向。

  山顶高台建筑的东侧相较于其他三面面积更大、层级更多。考古人员在建筑东部发现了一条长约15米、宽约2米的石铺路面，推测其为面朝东方的殿堂建筑前的场地，是观海远望的绝佳地点。山南院落则选址于背山面海的高亢阶地上，主要建筑面朝南方，可尽览南方海域。琅琊台建筑群作为国家工程，正是秦汉时期向海开放、积极进取的时代特征的生动体现。

  秦始皇以修琅琊台为名，“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推测移民人数可达十万之众。从建筑基址的巨大体量以及专业化的砖瓦窑址来看，其对劳动力的数量和技术水平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势必需要大量外来人口的支撑。有组织的移民不仅为大型工程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沿海地区开发以及向海洋进发提供了人力基础，反映了秦朝海疆治理的系统性。

  琅琊是重要港口，常被作为入海航行的出发点。秦始皇曾在此派遣齐人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并亲自入海“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汉武帝也多次“东至海上”，“乃益发船”入海求仙。战国晚期以来，沿海民众为避乱或谋生也多有“浮海东奔”的远航者。无论是燕齐方士对海中神仙世界的描绘，还是秦皇汉武入海求仙的举动，抑或民间自发的出海航行，都折射出这一时期积极深入海洋探索的文化心理，其催发的航海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海洋认知的进步和相应的文化构建。

四、多元一体进程的见证

  琅琊台遗址南部山下发现的窑址，是目前山东地区唯一可确定的秦代陶窑遗存。窑址发掘区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其中包括大夔纹瓦当、几何纹及云纹瓦当等遗物。这些遗物具有典型的秦代风格，来源于关中地区。正是由于秦始皇完成了“并一海内”的壮举，来自王朝统治中心，体现中央政治制度、生产工艺和文化风格的遗存才能够迅速出现在各地乃至边疆地区，体现了大一统后的文化气象。

  在发掘的同时，考古队还对遗址及其周边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勘探，进一步证实了关于秦琅琊郡城所在位置的推测。秦并天下后设立三十六郡，琅琊郡为其一。调查显示，今琅琊镇及周围存在一处较大规模的秦汉时期聚落遗址，该聚落与琅琊台之间有道路相通，极有可能是秦琅琊郡城所在。聚落遗址中既发现了具有典型齐国特征的树木双兽纹半瓦当，又存在大量与琅琊台遗址相同形制的云纹瓦当等遗物。不同文化类型的遗物并存，折射出开发海疆带来的文化融合。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更深入精神信仰之中。包括“四时主”在内的“八神主”祭祀，原本是周代齐地的重要信仰，蕴含了先民对自然界的敬畏与崇拜，尤其是对海洋的认知。秦始皇、汉武帝等将齐地“八神”纳入国家祭祀体系，通过祭祀活动加强了中央政权与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彰显了秦汉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开放与包容。

  琅琊台作为秦汉王朝威权在东方的重要象征，见证了古代国家对海疆的治理与开发，也承载了先民对海洋的探索与向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相关文献的记载，填补了建筑考古研究的空白，更彰显了秦汉王朝对东方海疆的有效治理，以及秦汉时期海洋文化的发展，展示了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琅琊台正是矗立在大海之畔、展现秦汉时期开拓进取的时代特征的一座丰碑。

（作者：吕凯，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