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龙

　　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作家，他的身体里流淌着独属于西南联大的率真质朴、通达乐观、自由自在的气韵。

　　从1939年至1946年，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度过了七年的求学时光，日后因其不凡的文学成就，成为母校的骄傲。可在读书时，他并非听话的好学生。

　　汪曾祺曾说：“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在校期间，他经常逃课，成绩很差。学《西洋通史》时，他绘制了一张马其顿帝国版图充当作业，老师认为“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无”。第一学期的考试，他仅得37分，如果第二学期的成绩达不到83分，会挂科。待第二学期考试时，他竟让两名历史系的同学分坐左右“助攻”，居然抄了个85分。他上课不记笔记，大二考英语前，因熬夜抄笔记，考试当天一睡不醒，得了0分。体育老师也对他颇有微词，给了一个不及格。体育、英语成绩不佳，使得汪曾祺不得不多留校一年，补修相关课程。尽管补修成绩合格了，他又因毕业时不服从分配，没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落得个肄业的名分。

　　汪曾祺的率性而为，既有汪家的遗传，也是西南联大“宽容、坦荡、率真”的校风给熏染出来的。西南联大的老师特别是中文系的老师，他们教给学生的，与其说是具体的知识，不如说是一种为人为学的风采；他们不怕学生“新奇、邋遢、怪癖”，反倒担心他们平庸。其实，在战时的大学里，老师的生活清苦又散漫，却不乏“浪漫主义”：朱自清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氆氇的“一口钟”披在身上，远看有点像侠客。化学教授曾昭抡穿一双露脚趾和后脚跟的烂鞋，走路时总会发出啼哩吐噜的声响。逻辑学教授金岳霖讲课时，忽然停下，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只见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里看看，甚是得意。为抗战蓄须明志的闻一多一副名士派头，上课不屑点名、带头抽烟，他对汪曾祺逃课心知肚明却满不在乎，期末考试依旧打最高分……

　　虽然汪曾祺在课堂上“乱七八糟”地看书，凭兴趣“选择性”学习，甚至逃课去泡茶馆，但有三门课他从未逃过，任课老师是沈从文。尽管“沈先生实在不大会讲课。讲话声音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他仍会认真听，认真写作业，“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当时，汪曾祺每写出一篇作品，先交给沈从文过目，沈从文若觉得不错，会把作品主动推荐给期刊界的朋友；伴随作品的不断发表，汪曾祺逐渐引起文学界的关注。

　　在西南联大培养的三千多名毕业生中，汪曾祺是回忆母校、书写母校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认为，西南联大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行云流水，水流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