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作者：高林（克罗采和春天）

“能不能用火箭把穷人发射到火星去呢？能不能找个地方让社会的毒素自生自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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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字面意义去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那它和“精英主义”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狭义的而不是约定俗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追求的是“自由放任”。

所谓弱肉强食也好、物竞天择也好，在传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中都是社会的基本规律甚至是人生存的必然。在他们眼中人和动物没有区别，活着的主题都是“生存竞争”，如果说人跟动物比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人作为“万物之灵”，发现不但异类是可以吃的，连同类也可以吃，虎毒不食子这就是他们不如人的地方，人急了儿子也一样吃，无非是多放点作料。

所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从“战天斗地”到“与人斗其乐无穷”，从“改天换地”到“吃你的邻居”或者“被邻居吃”，都是人生在世的基本现实、必然规律，所以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其实是把吃人或者被吃，吃鱼或者喂鱼、白天吃鱼晚上喂鱼，当作一个既成事实被动接受的。

“吃人或者被吃，吃鱼或者喂鱼”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归纳起来其实还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基本教条，就是少干预、尊重个体命运，对社会里的弱势群体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去援助、去干预，他们在生存竞争里失败了，他们过时了，就随他们去。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总是要碾死不少人的。

不过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眼下并不多见，今天约定俗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不是这个含义，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十九世纪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穷人自生自灭、富人为所欲为是一种普遍现象，接受这种普遍现象、把它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的人其实多得很，并不是只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表示“随它去”的地方，很多人并不满足。

他们往往以生存竞争的胜利者自居，然后站在赢家的立场上对生存竞争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他们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都发现生存竞争冷酷无情，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表示“我也没办法”、进而认为“你们也没什么办法”，但赢家们不这么看。他们表示“我就有办法”。

“四便士棺材”

这种办法又分成两种，一种是认为“生存竞争还不够！”十九世纪的生存竞争太温和了。物竞天择在人类社会里被工业进步、美洲大平原的粮食、乌克兰面包篮缓和了，什么人都一鼻子两眼、吃饱了都能喘气！这不行。生存竞争了半天，强者就那么点，可是本该被淘汰的邻居却越来越多，这不行！

生存竞争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优胜还必须劣汰，怎么才能劣汰呢？不但要摧毁十九世纪本来就所形同虚设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还要人为地加速这个过程，在社会里搞末位淘汰，《新济贫法》有这个作用但太慢了。把生存竞争的失败者都送到澳大利亚去，这也太慢了，而且澳大利亚那个地方连袋鼠都能活着，穷人到了那如鱼得水，这不行。

1938年的德国海报：“一个遗传缺陷患者的一生将耗费社会6000万马克，这其中便包括你的钱。”

能不能用火箭把穷人发射到火星去呢？能不能找个地方让社会的毒素自生自灭呢？能不能对那些天生有犯罪倾向的人进行人工选择、强制绝育呢？能不能把反社会人格的人进行人道毁灭呢？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那些想要让“生存竞争来得更猛烈些”的赢家的主张。这种主张后来真的被一些人付诸实施了。他们把奥匈帝国战争期间转运难民的疏散点又给利用起来了，这个地方叫“奥斯维辛”。

但也有些赢家一开始就觉得“生存竞争这不对！”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有个今天不太出名的老爹，伦道夫·丘吉尔，他就提出了一种新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带有相对浓厚的社会福利色彩，但理由非常十九世纪，他的理论基础是“几百年来贵族老爷都是农民的爹！”

确实有生存竞争、确实有弱肉强食，但那是因为精英没看管好他的人民，如果赢家们负起责任来，人民就能跟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安居乐业。

温斯顿·丘吉尔的老爹伦道夫·丘吉尔勋爵

伦道夫勋爵的保守主义青年运动其实只是众多这种运动里的一个。在欧洲大陆圣西门主义的兄弟会，拿破仑三世号称马背上的圣西门主义者，不动产信贷银行的佩雷尔兄弟则是钱柜后边的圣西门主义者。还有认为太平洋会变成柠檬水的傅里叶主义者，海涅就跟他们的大祭司关系密切，是不是相信会有一个金字塔一样的新巴黎就不好说了。再比如脾气不太好的布朗基老师还有他那些敢想敢干的弟兄。再比如从普鲁士逃到西方的马克思老师。他们所有人都觉得社会应该有另外一个未来。

出身高贵的人天然有服务社会的使命！这是贵族的保守党青年运动。

应该把社会交给对社会的各项事务有所专长、且取得了成就的人！这是圣西门主义。

觉醒的先行者应该为全人类指明道路！这个……

总之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问题上其实是有根本区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到了社会的残酷，然后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而精英主义者无论是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还是大声疾呼“这不行！”其实都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有本质区别，那就是他们无论是认为生存竞争好但还不够、还是认为生存竞争就不该有，都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大有可为。

不过这是狭义的或者19世纪意义上的精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俩玩意都变了味。

“新和谐公社”

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是庸俗化的小市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天天把优胜劣汰挂在嘴上、可他们优么？他们掏空六个钱包也就是买了套单元房，他们真是生存竞争的胜利者么？他们的平生功业也不过是别人文件夹里的一张纸，这还是他们当中比较优秀的，更多的21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全加一块可能也就是一张名单，别人勾两笔，他们就一起付诸东流。

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毕竟还有消极无为的那一面，他们能做的最多是合理化现实，到处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主义者才是最搞笑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好歹还有个有钱的美国岳父，圣西门是伯爵、路易·拿破仑王子当年要在美洲挖运河就能让罗斯柴尔德派个代表去伦敦探探他的虚实，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