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失去的30年，我们听过太多基于货币政策的解释。

但前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在世界知识论坛上，发表了一场颠覆性演讲，结论很残酷，作为日本长期停滞的核心决策者，他的观点是：用凯恩斯主义解决危机，是巨大误诊。

日本的失败不是因为钱印的不够多，而是因为社会拒绝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进化。怎么理解这个”社会拒绝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进化“，这说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下来 了，再追求GDP总量的高增长，是与人口张力做对抗。比如韩国现在的生育率只有0.6，低于日本的1.2，且都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中国又有所不同，已经进入银发时代，2024年生育率1.09，而人口自然增长率是-0.99。这意味着后来者面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将比日本更具有爆发力，如果还是以GDP高增长为目标，只会加剧供求不平衡。

既然日本的失败不是因为钱印的不够多，那症结在哪？

白川方明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角度：第一是劳动力市场收缩，第二是经济总量滞涨，第三是传统工薪族文化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收缩好解释，企业裁员降薪，家庭部门的人口结构也将随之一变；经济总量滞涨在中国没有发生，但恰好是对”人口结构的变化“的一种干预，总量GDP反映的不是内生力，这本质上是凯恩斯主义的虚假繁荣掩盖了供求不平衡。传统的工薪族文化说的是社会规范的文化枷锁，企业要求员工无限加班表达忠诚度，而在双职工时代，却扼杀了生育率。

为什么说是误诊？

因为，长久以来主流观点，包括中国学术界，都认为走出通缩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同就是印钱，它的确容易让办公室精英接受，而不会去听张维迎的让市场自我调节那一套，前者一纸文件就0K了，后者必须承受市场出清的痛苦。然而从日本的经验看，央行拼命扩表，长期增长率依然停滞在百分之零点六。

白川方明的视角与其说是经济学的，不如说是社会心理学的，人口结构的深刻且必然的变化，在人类天然的利已主义的驱动下，将失去未来的责任感，官僚阶层只关注当下的福利，不断扩大财政赤字，增加负债率，这就失去了财政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

这是来自日本的经验之谈，中国现在也进入到一个世纪轮回，在通缩的压力下，企业失去了扩表的冲动，居民缺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开始做消费降级，人口出生率下降了；而人口引力又将反噬到经济的方方面面。

中国的未来，将在GDP增速与消费者价格指数之间，做出一个曼昆取舍经济学的选择。

对办公室精英来说，最难克服的是宏大叙事与具体政策的落地，二者总是那么遥远，政策一直在强调消费，强调从投资型到消费型的转型，强调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但落地的政策并不那么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