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数字化保护是要对抗时间与遗忘

当前，时间侵蚀、自然变迁、人为破坏等多重因素正威胁着文化遗产。数字技术的出现，让文化遗产获得了“数字生命”，为建立“永久档案”提供了科学解决方案。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正是要对抗“时间”与“遗忘”——面对物，是在对抗时间带来的“侵蚀”；面对文化遗产，是在防止它被人类“遗忘”。

文化遗产承载着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乃至社会价值，且脆弱又无法再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者张剑葳认为，如何判定并且彰显文化遗产的价值，如何以一种更为适当的方式保护和延续文化遗产是重要议题。如今，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文化遗产的测量、记录、规划、日常管理、监测、展示利用等开辟了新的路径，成为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张剑葳表示，数字化在文化遗产保护全流程中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数字化极大推动了文化遗产测量和记录技术的革新，这种革新有可能推动学术界关注过去未曾关注的信息，从而带来对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深化和补全。

例如，北京房山云居寺存有大量隋代至辽金时期的珍贵石经，历经千年，许多石刻经文已难以辨识，而“微米级”微痕增强成像数字技术的应用，让原本已经漫漶不清的文字有了识别的可能。位于石经山顶五台之一的曝经台，是辽代碑刻记载的“曝经祈福”之地，多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无字石台”，经多角度光源矩阵扫描与算法增强，首次揭示其表面存在大量雕刻文字，颠覆了此前的认知。

另一方面，数字化还能拓宽文化遗产展示层面的可能性。比如在考古遗址的展示中，观众常抱怨“只看到一些土堆，什么也没有”。而以数字化为支撑的虚拟重建和沉浸式漫游，意义更加凸显。其既能帮助当代观众直观地理解遗产对象，又不会对遗产本体产生过多的干预，避免让观众对遗产本体产生“真假不分”的错觉。

比如三星堆考古引入遥感、GIS、无人机等技术，对祭祀区进行全程毫米级记录与三维重建，构建起“数字考古”新范式。在文物修复方面，AI智能识别与数字拼接技术，帮助实现了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等珍贵文物的跨坑复原与虚拟修复，部分复原文物还通过3D打印技术制成展品，让公众得以近距离观赏。

博物馆因为展览环境更加可控，在对文化遗产相关信息进行数字化方面也涌现出更丰富的成功案例。例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运河上的舟楫”展通过AR技术、投影与实体船模的结合，让观众在虚实交融中感受古代运河的繁荣景象。这种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有更为全面的阐释，又能让观众借此形成更丰富的体验。一橹一桨摇千年，一船一帆载古今，在桨声灯影中感受水道文明的厚重与传承。

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已为4113件（套）馆藏文物建立数字档案，并接入四川省文化大数据库，实现文物资源的数字化保存与高效管理。依托庞大的数字资源库，四川打造了一系列沉浸式数字文化产品。“青铜时代的古蜀文明”裸眼3D视频，通过粒子特效与骨骼绑定技术，让青铜神树、黄金面具等文物“动”了起来；“邂逅三星堆——12K微距看国宝”全球巡展，以不足10厘米的微距拍摄呈现文物极致细节，结合VR体验，打造出“数字+实物”双重的观展模式，这些数字体验，把静态文物变成了可看、可玩、可感的文化盛宴。此外，湖南博物院举办的马王堆汉代文化沉浸式数字展，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山西永乐宫文物精粹暨数字艺术大展等，也是数字化展示方面备受关注的案例。

值得指出的是，技术越是发展，对技术应用的审视越重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年学者王思渝进一步表示，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数字化应用，也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例如，数字化展示能够为观众带来更为沉浸、具身的体验，在市场化环境中可以迅速吸引大量的观众。但是，观众数量层面的“火热”并不一定与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或者教育正向相关。当一处遗产地的数字化展示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展示的重点是否还围绕着遗产价值最为核心的部分展开，还是转移到市场营销逻辑层面的“卖点”上？被市场快速接受的数字化产品，是否能反哺遗产本体，还是仅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而流通？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今天，其便捷与酷炫，是否会助长关于遗产不同信息的杂糅与拼贴，从而创造出一个从未真正出现过的“历史”？这些追问值得我们不断思考。

两位学者一致认为，当前，数字化在文化遗产保护全流程中的意义已经被更多“看见”。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插上数字的翅膀，助其飞向更广阔的世界，真正实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我们也正见证这样一场文化变革：文化遗产不再是单向度的输出和简单的展示，围绕它们正形成多维度的“共鸣”和深度的交互。换句话说，文化遗产正焕发青春，“活”在当下，不仅让世界借此看见中国，更日益“读懂”中国。

高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