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实现这一目标任务,应从完备度、便利度和舒适度三个维度推进,解决“有没有”“够不够”“好不好”的问题。高完备度是“看得见”的幸福,高便利度是“摸得着”的幸福,高舒适度是“感受到”的幸福。
所谓完备度,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尤其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近些年,国家花大力气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条件,但仍有一些地方水、电、路、气、网等设施不够完备、不够配套,农民生活质量与现代生活的基础条件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不少农田灌溉设施因管护不及时而陈旧老化、灌溉效率低,给农事作业增加困难。通信网络基站建设尚有死角,进村手机收不到信号的现象偶有发生。还有一部分基础设施是因为过去建设标准低,影响农民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变。
解决乡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完备度问题,关键要看设施建设数量与质量是否满足需要,各项设施是否配套衔接,建设、管理、应用是否统筹协同。在实施过程中,应以急需性强、兜底性强、普惠性强、影响面大为目标任务,还应考虑村庄数量在减少、乡村人口数量在减少等现实因素,不可盲目铺排,造成浪费。
所谓便利度,就是要适应农民对生活改善的需求转变,不断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方便快捷需求
在物质条件不丰富的过去岁月,农民追求的是“得利”,而在丰衣足食的今天,他们追求的重点则是“便利”。当前,农村养老、医疗、教育、托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相比仍存差距。
多年来,国家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加大投入,服务能力、服务质量、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如数字乡村建设,让数字跑腿,农民在一些方面可以“即申即享”,甚至“免申即享”,网上办结,不需跑路、不需求人、不需等待。但有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还需要进一步下沉到村、到户、到人。如有些村村医流动性大,村卫生室的服务能力和医疗水平较低,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的愿望还难以实现。有些乡村公交车线路少、班次少,老少出行都不便利。
解决便利度问题,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不可超越发展阶段、超越现实能力、超越乡村实际,盲目追求“高大上”。
所谓舒适度,就是要解决农民的感受问题,让农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真切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农民生活的舒适感越来越强,如挖河修路等高强度体力劳动被机械取代。但新的问题也在不断产生。比如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三大革命”虽然取得很大成效,但农村垃圾、污水治理还没有完全到位。再如农村农产品交易,现在电商出售农产品说得很热闹,但实际上电商销售占农产品交易量的份额还不到1%,而经纪人交易占比高达65%,鲜活农产品市场销售份额占15%。很多农民对电商平台还不适应、操作不了。因此,应根据当下农村实际,着力发展经纪人交易。
长期以来,送文化下乡活动是繁荣乡村文化的主要方式,但部分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不是农民想要的,农民不愿看。乡村文化建设必须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让农民参与,不能让他们只当旁观者。由农民自己创造文化、创造自己的文化,乡村文化才有生命力,农民才有兴趣参与。
总之,舒适度需要体现生产、生活、生态和“生意”的四生契合。所谓“生意”即市场开发,现代化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需要现代化的市场开发,畅通人流、物流、信息流,营造高舒适度的“诗意栖居”,实现向现代化文明生活的跃迁。
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在具体实施上应分类施策、有序推进
一是从空间的形态看,应构建好实体和虚拟“两个空间”。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普及,虚拟空间鱼龙混杂,网上各类诈骗手段五花八门,不少不法分子通过网络平台行骗。农村地区老人、妇女、儿童较多,辨识诈骗分子和信息的能力较弱,容易上当受骗。降低农民上网风险,加强虚拟空间管理尤为迫切。此外,还要搭建更多农民喜闻乐见的网络平台,为农民提供能引发情感共鸣的节目,提高他们在虚拟空间的舒适度。
二是从受众主体看,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不仅要为农民打造,也要为市民提供体验。农民的生活空间重在生产生活的便利舒适;而那些在故乡“地下埋着祖宗、地上留着童年、家里住着爹娘”的新市民,还会时时泛起乡愁,他们去乡村追求的生活空间主要是旅游休闲、探亲访友、养生养老,以精神享受和康养放松为重点。
三是从空间格局看,我国2000多个县情况千差万别,打造优质生活空间大体应以县域为单位,实施中应由单村推进过渡到多村联动。近些年,“千万工程”主要是以村为单位推进,不仅出现了不少好的典型,也积累了丰富的乡村建设经验,为在更大范围内打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奠定了基础。眼下应对风土人情、文化风俗、地理环境、生态气候等基本条件相近的村,以设施共享、产业联动、服务协同、治理一体为目标,实施多村联动、片区化推进的方略。
四是从哲学层面看,应“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协调推进,既重“塑形”,也重“铸魂”;既富口袋,也“富”脑袋。当前,在完善基础教育的同时,应大力发展乡村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着力培养本乡本土的人才,破解乡土人才振兴的“卡脖子”障碍。
(作者为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原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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