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署名柳宗元的粤西山水游记有《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柳州东亭记》《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邕州马退山茅亭记》，可统称为《粤西四记》。游记中的“游”与“记”对物我与时空有严格的要求，“游”的主体是人，客体是景；“记”的形式是文，内容是景。人之游与文之记结合成为一种新的文体，韩、柳肇其始，但以柳宗元为正宗，“子厚记山水，色古响亮，为千古独步”，以《永州八记》为其代表，然《粤西四记》却为世人忽略。《粤西四记》重客观之景，偏向“景”，《永州八记》重主观之情，偏向“观”。或者说，柳宗元在永州的山水游记偏重抒情、述志，投射其中的，并非自然山水，而是其人格理想与情志。《粤西四记》偏重绘景，记游踪轻时间而重空间，轻人物而重景观；写景观独具粤西风貌，模山范水，冠甲天下；抒情思不为物累，勿为形役，情感内敛，代表了唐代粤西山水散文的最高成就。《粤西四记》中的文学景观价值影响深远，以訾家洲为代表的桂林山水得柳氏题写而名甲天下，《邕州马退山茅亭记》是南宁第一篇山水散文，訾洲烟雨、鹅山飞瀑、驾鹤晴岚、龙壁回澜经柳宗元的题写，马退远眺借柳氏之名，异曲而同工，都成为粤西地方八景代表。

  最早的游踪记写出自屈原的《离骚》《涉江》等篇，经汉代的纪行赋和六朝行记文学孕育，至唐代柳宗元以情驭景，寓志于游，使山水游记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体。游记是游人以时间为经线，以景观空间方位为纬线，记录游览历程的文字。柳宗元《永州八记》游览踪迹前后衔接比较完整，人物、时间、空间、方位一一叙来，有条不紊。就人物而言，八记中《小石城山记》仅出现柳宗元一人，其余七篇皆有游伴出现，不具姓名的有“徒”“仆”“州牧”等，指名道姓的有“李深源”“元克己”“吴武陵”“龚古”“柳宗玄”等，甚至有“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这种在游览中发生的情感互动和交流。文中对各种景观虽无区域疆划、地理方位、山脉走向、水流聚分、地理沿革等详细的地理知识记载，但相应的地理方位，地势行迹还是有所涉及，如“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等类之。与《永州八记》记写游踪比较完整不同的是，《粤西四记》以空间为序，记游踪轻时间而重空间，轻人物而重景观，近乎山水记。王立群在《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中指出：“山水记是与山水游记非常相近的一种山水文。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山水记是纯粹的山水之写，山水游记则必须有游踪的记写。”《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写尽柳州周近山水，然既无游历时间，也无游人现身，更无踪迹可寻，与其说是山水游记，不如说是一幅柳州山水的导游图，按北、南、西、东方位粗线条刻画柳州的山山水水。《柳州东亭记》有明确地理方位记载，“出州南谯门，左行二十六步，有弃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际垂杨传置，东曰东馆。”有作文时间和人物：“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记。”但此文更似亭台楼阁记，游览之意略逊。《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出现了同游之人：“公既施庆于下，乃合僚吏，登兹以嬉。”且据《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记启》中的“累奉游宴，窃观物象，涉旬模拟，不得万一”，柳宗元曾亲临訾家洲，可以像《永州八记》那样明确记游时间的。然柳氏却以“署之左曰漓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的地理位置落笔，以空间为序，细列景观“南为燕亭……北有崇轩……左浮飞阁，右列闲馆”的全视图景，其文对景观之偏重，甚至得出“是亭之胜，甲于天下”的惊人评语，却对游踪信息语焉不详。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自然地理决定人文地理，柳宗元能依据气候环境特点，将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习俗、环境融合在一起，《粤西四记》写景独具粤西风貌，模山范水，冠甲天下。在粤西自然景观中“山、岭、峰、泉”占显著地位，其次是“岩、石”，柳文中多此类景观的描写，这真实反映了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桂林、柳州山水景观的特点。如“桂州多灵山，发地峭坚，林立四野”“有山无麓，广百寻，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甄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独立不倚”“峨山在野中，无麓”“石鱼之山，全石，无大草木，山小而高”等，以简笔点染，而粤西山地之奇、幽、险、秀跃然纸上。柳州之文以山为主，桂林之文以水为主，《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中的訾家洲景观是烟雨漓江的典型。其文描写江上晴岚“忽焉如飘浮上腾，以临云气。万山面内，重江束隘，联岚含辉，旋视其宜，常所未睹，倏然互见，以为飞舞奔走，与游者偕来”之景，是未到过岭南地区的人无法想象的。文中描写水气腾跃，用的是“岚”，而不是“雾”。“岚”是山区独特景观，与雾类似，但二者产生的时间、范围、地质条件是不一样的，是在山区尤其是雨后，潮湿空气向上爬升凝结成小水滴而产生，常伴“旭日”“晴光”“雨余”，柳氏云“联岚含辉”形象再现其景观特点。此地与桂林山水地标象山隔江相望，因柳文而成为桂林的重要山水景观。宋范成大有《与郑少融、赵养民二使者访古訾家洲，归憩松》诗：“飘飘竹雨润轻裘，嫋嫋松风系小舟。安得从容兴废手，越人重上訾家洲。”但美景到刘克庄时只有遗迹了：“遗基只有蛩鸣雨，往事全如鸟印空。溪水无情流汩汩，海山依旧碧丛丛。”然而文本一旦产生，文因景生，景以文传，其文学景观价值不断升华。其《上裴行立中丞作撰訾家洲亭记启》中云“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绝妙以极其词。今是亭之胜甲天下”，就是直接将桂林山水景观与“甲天下”相勾连，这也是最早把桂林山水冠以甲天下之名，比我们众所周知的“桂林山水甲天下”诗句要早384年。即便訾家洲的亭台池馆早已湮没于荒烟蔓草，柳宗元的品题却代相口传，遂使桂林成为粤西历世公认的文化坐标。

  游记描绘山川景物、风土人情时多少会渗透作者情趣好尚，柳宗元在永州时把自己的人生际遇和人生感悟融入对山水景物的描写中，因创作主体有志难伸而“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大多数景观因柳宗元而生，能化腐朽为神奇。最后一篇《小石城山记》中，柳宗元一反前七篇中借景抒情、含蓄蕴藉的写法，全文二百二十一个字，写景、抒情、说理，泾渭分明，由“造物主之有无”的哲学命题引发贤才遭贬的天涯沦落之感，总束永州诸山水记。而《粤西四记》之文抒情思能不为物累，勿为形役，情感内敛，近似“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如《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大量使用二字句、三字句和四字句进行白描写景，语言朴实简洁有力，全文写颜色的词以白、青、黑等冷色调为多数，其他作用于人的感官如“冷”“暖”“香”“软”“硬”“清”“爽”或表达心思情绪的词汇如“喜”“怒”“愁”“苦”等一字皆无，故明代茅坤评此文之特点：“全是叙事，不着一句议论感慨，却澹宕风雅。”

  柳宗元关于岭南的文学创作，已经和岭南的地理景观融合在了一起。如訾洲烟雨、鹅山飞瀑、驾鹤晴岚、龙壁回澜、马退远眺等粤西八景中的自然景观，经柳宗元题写或属柳宗元之名后，成为粤西著名的文化景观，同时具有自然属性、人文属性和文学属性，亦具有了地理、历史、文学的价值。这些景观因观景者、阅文者个人经历、情感思想、审美趣味的差异，不同的时代、民族、地域的人得出不同的审美观感。光绪二年，越南使节裴文禩出使中国，经过广西时作《南宁怀古》：“后前汉是交州郡，左右江为郁水流。柳子茅亭文半没，狄公鲸观迹空留。”诗中的“柳子茅亭文半没”，指的就是《邕州马退山茅亭记》。千载之后，我们依然在品读《粤西四记》，领略唐人描绘过的粤西风光。訾家洲等源自《粤西四记》的景观，已与漓江、象山水月融为一体，成为文人雅士登临游览必经之所，思古幽情长留之地，对粤西文化影响深远。

（作者：王正刚，系武夷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