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四川，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文物资源十分丰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四普”）在四川全面展开之际，一个不仅要掌握文物数量，同时还要分门别类进行文物梳理，旨在为后续文物保护利用提供科学支撑的文物专项调查也悄然展开。记者近日从四川省文物局获悉，这批文物专项调查包括旧石器、蜀道、古蜀文明遗址、石窟寺、三国文化遗迹、杜甫文化遗迹、三苏遗迹等13项，它们将更细致缜密地捡拾巴蜀大地文物遗珠，摸清文物家底，最终持续守护这些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

　　2023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全国启动。两年来，作为文物大省的四川已按国家文物局要求结束文物实地调查，进入成果验收阶段。既然文物普查工作已覆盖全省，为何还要“重复”进行文物专项调查？

　　“展开专项调查，相当于在‘四普’的基础上针对重点领域展开更专业的搜索，为摸清这些领域的文物资源上一道‘双保险’。”省四普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濮新介绍，如果说“四普”的主要工作是21个市州的基层文物人在进行，那13项专项调查就主要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简称省考古院）的专业机构在实施。每一个专项不仅仅是调查文物，更期待借此机会实现不同的学术目标。因此，调查人员不仅仅是撒到各地进行地面搜索，更要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展开定点突破。

　　13项专项调查，列出了13个任务清单。旧石器专项，旨在全面摸清四川旧石器文物资源。尽管四川近年发现的稻城皮洛遗址、资阳濛溪河遗址等旧石器遗址意义重大，但考古人员期待寻找更多更早的四川古人类文化，填补既往四川旧石器时代绝大多数地区是史前空白的现状，增强四川远古与我国百万年人类史及世界史前史的密切有机联系。同时，也能够探索旧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距今2万年到1万年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文化，推进一万年文化史及早期巴蜀文化等文明探源研究。

　　古蜀文明遗址中的三星堆遗址虽然近年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再醒惊天下，但目前还缺乏对全省古蜀文明遗址全面、系统的收集与梳理，不能构建起对古蜀文明的全局把握与认识。开展古蜀文明遗址专项调查，正好可以弥补这一关键薄弱环节，深化古蜀文明研究。

　　石窟寺、三国文化遗址、蜀道同样是专项调查的重要方向。四川石窟寺数量全国第一，是我国石窟寺晚期发展的代表和重要环节，有“中国石窟艺术下半阕”美誉。针对石窟寺的专项调查，将为推进并深化石窟寺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助力构建更加科学有效的石窟寺保护管理体系。石窟寺详尽的年代、内容等信息，还将为研究四川不同区域石窟寺造像的流行题材、风格特征等问题提供丰富材料。四川是三国蜀汉文化资源高地，保存了极为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遗迹。通过调查整理全省范围内的三国文化遗存，将最大程度掌握其保存发展和传承现状，进而开展研究、利用和保护。至于展开蜀道的专项调查，不仅可以尽快摸清文物家底，尽快推进文物应保尽保和系统展示，更能用文物和研究成果实证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

　　濮新介绍，川藏公路是“两路”精神的重要载体，专项调查可以系统采集川藏公路四川段沿线革命文物信息，铭记当年艰苦卓绝的修路史；杜甫和三苏则是四川的历史名人，追寻历史名人的足迹，有助于让历史名人“活”起来，进一步提升其在巴蜀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而革命文物承载着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三线建设遗产承载着特殊时期的国家记忆，展开专项调查将有助于构建和完善革命历史叙事体系，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丰富的材料。

　　专业人员出马，再借助各种高新技术，专项调查重大发现接连不断。

　　石窟寺，北到广元、南到乐山宜宾都有大量遗存分布。在此次专项调查中，巴中南江县新发现了主要开凿于唐代的石飞河摩崖造像。这处造像地处巴中至南江、再通向汉中的米仓古道旁，开凿于裸露地表的红砂岩石包上。“这种以摩崖的方式将整个连接基岩的独立石包全部利用开凿，以达到和造像碑（石）相同功能的做法，在四川石窟中属于孤例，丰富了四川地区石窟造像遗存的表现形式。”石窟寺专项调查相关负责人表示。

　　巴中平昌县，新发现的何家湾摩崖造像也开凿于盛唐时期或稍晚，但它既有佛教造像，还有道教造像，并且道教造像高度模仿佛教造像，不仅沿袭了佛龛的布局和风格，还直接采用了天龙八部、力士等佛教护法神祇，为探讨唐代道教造像与佛教造像的关系以及唐代川北地区的佛道关系增添了新材料。在遂宁大英县，调查人员同样发现了可能开凿于唐宋时期的东岩寺摩崖造像，是四川地区少见的单独地狱变相题材。

　　最让调查人员欣喜的是，在川西高原也有不少重要发现。甘孜白玉县新发现的加瓦仁安摩崖造像，刻于登曲南岸的崖壁下方，内容为五尊造像和两组藏文题记，年代为公元9世纪。这处摩崖石刻的发现，丰富了该区域吐蕃时期摩崖造像的题材。而德格县浪多乡志巴村摩崖石刻，则刻于雅砻江岸边，题材为大日如来、不空成就佛等，年代同样为公元8至9世纪。截至目前，石窟寺专项调查中，新发现的文物点位多达400余处。

　　蜀道专项调查同样发现了道路沿线99处道路遗存和重要遗址。

　　在广元剑阁普安镇，调查人员新发现了翠云廊徐家陔—文林铺遗址。这段道路遗址长达19.61公里，不仅古道保存较好，道路两侧遍植的古柏也郁郁苍苍。徐家陔的拦马墙，还残存了5根石柱。徐家陔—文林铺遗址的发现多亏了调查人员的细心。这段道路因为主要分布在山梁上，被当地老百姓称其为“皇柏梁”，调查人员正是听闻这个名字才展开调查，最终有了新发现。

　　在展开道路调查的同时，来自省考古院的专业考古人员还在广元发现了三堆遗址。省考古院研究馆员万娇介绍，这是一处以商周时期为主、汉代次之的聚落遗址，发现了商周时期灰坑、汉代窑址及陶片等遗迹，“进一步确证了白龙江沿线秦汉时期金牛道的重要线路，并且有可能将蜀道作为国家级道路的开通年代，由公元前316年秦统一巴蜀提前到先周和西周早期。”

　　在13项专项调查中，旧石器专项调查的发现可谓十分丰富，迄今为止新发现的文物点位多达252处，填补了11个市州既往无明确旧石器遗存的空白。省考古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介绍，这些新发现文物点的年代从中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距今30万年—距今1万年），发现了远古人类使用的简单石核石片石器、阿舍利技术、莫斯特技术、细石器等不同文化类型的石器，“初步构建起了四川地区 30 万年以来的远古时空及文化框架。”这些遗址中，稻城皮洛遗址是目前青藏高原年代最早、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资阳濛溪河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全球唯一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射洪桃花河遗址是我国南方地区最主要石器文化砾石石器工业传统中石器最丰富的遗址，在整个南方地区都独树一帜。“最近两年，我们发现的威远红岩洞遗址、稻城从前措遗址以及理塘伍金朗通遗址等，也都具有突出价值。”

　　文物摸清家底，归根结底是要保护好、研究好和利用好。寻找文物的专项调查，被严谨的文物人当成了科研课题，从不同角度展开攻关。

　　古蜀文明遗址的专项调查中，考古人员在实地调查之前，首先针对相关的古蜀文明遗址文献资料进行梳理，整理出古蜀文明的基本概况，并再次确认古蜀文明的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涉及川西高原和川南山地的部分区域。“核心区域分布于成都和德阳，在阿坝、绵阳、乐山、眉山、雅安有少量遗址分布。”省考古院助理馆员刘斌介绍，考虑到成都平原石亭江与绵远河中下游东岸区域为此前考古工作的薄弱区域，考古人员在此展开了实地走访、钻探和地表踏查。

　　很遗憾，这片区域并没有发现典型的古蜀文明遗址。但对调查人员而言，没有发现同样也是成果，“这就排除了该区域内存在大型遗址的可能性，进一步明确了古蜀文明遗址的边界范围，有助于今后继续开展古蜀文明的专项考古工作和研究。”而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以往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资料，已初步形成了《古蜀文明遗址文献目录》《古蜀文明遗址文物点名录》《古蜀文明遗址地图》《古蜀文明遗址专项调查工作报告》等成果，为深化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国文化遗存专项调查，同样带有学术研究的性质。负责该专项调查的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全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工作部主任郭的非介

　　绍，《四川省三国蜀汉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专项规划》要求尽可能全面调查遗产地保护、研究、展示、开发、利用、推广等综合信息。专项调查不仅可以统计和修正三国遗存的相关数据，还可以借机展开非遗、民间故事传说、特色节会等相关调查，为未来四川发展三国文化特色旅游打下基础。调查中，工作人员不仅在自贡大安区新发现了清代自贡四大盐商之一李亨等集资修建的关帝庙，还在甘孜州发现了大量三国文化。

　　成渝铁路，新中国成立后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专项调查也新发现了5处文物点。而在此之前，成渝铁路沿线的革命文化资源中已经定级的只有2处。这些新发现中，成都机车车辆厂燃料车间烟囱，是我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内燃机车检修基地的配套工程，垂直高度23米。它不仅是工业遗产的象征，更对研究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工业建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成渝铁路沱江大桥哨卡旧址，则是成渝铁路建设以及沱江大桥修建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实物见证。哨卡整体由石头砌筑，建筑三面开窗，两窗之间保留有射击孔。作为当时成渝铁路大动脉上的唯一一座跨江铁路桥梁，成渝铁路沱江大桥经济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哨卡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保障大桥的畅通和安全，防止敌对势力破坏，确保铁路运输这一重要交通命脉的稳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具有关键作用。

　　记者采访了解到，此次13项专项调查，包括三苏遗址遗迹、廊桥等都有新发现。为了尽可能准确采集文物信息，调查人员还采用了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建模测绘等方式进行资料采集。在蜀道调查时，对植被覆盖的区域使用激光雷达点云扫描建模来判断其林下遗迹，大大提高了调查的准确性。而针对新发现的石窟寺点位中存在的不当妆彩现象，南江石飞河摩崖造像已被文物医生们成功“洗脸”，回到原来古朴的面貌。值得一提的是，当地还准备化危机为转机，将此地全力打造成乡村石窟文化景点的样板。

　　伴随更多文物新发现和价值确认，它们必将持续给四川历史底蕴以及各地文旅融合增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