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令图》中有仆人搬书到室外桌上晒书的场景

　　▌赵柒斤

　　古代七夕，“晒书”是流传已久的习俗，自东汉一直延续至清末。晒书一方面为保护典籍，同时也成为文人展露才学、交流读书心得、传承文脉的一种方式。当然，“晒”的前提，必先有“藏”。

　　藏书的传统，源头可追溯至先秦。然而藏书殊为不易，许多藏书家穷尽毕生精力搜罗典籍，倾尽家财购置传抄，却终究难以抵挡天灾人祸的损毁。宋代洪迈《容斋续笔》“书籍之厄”一节，历数历代典籍劫难：“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亡之夕尽焚之。隋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王世充得其旧书于东都，浮舟泝河，尽覆于砥柱。贞观、开元募借缮写，两都各聚书四部，禄山之乱，尺简不藏。代宗、文宗时，复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尠。昭宗又于诸道求访，及徙洛阳，荡然无遗。”文末洪迈感慨：“自古到今，神物亦于斯文为靳靳也。”千百年来，战火、灾厄造成的典籍散佚不计其数，文化损失难以估量。

　　南宋周煇的笔记《清波杂志》卷四“藏书”，提出一番耐人寻味的思考：“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书，惟恐子弟不读。读无所成，犹胜腐烂箧笥，旋致蠹鱼之变。”书中举北宋太常少卿陈亚为例，陈亚“藏书万卷、名画一千余轴”，晚年作《戒子孙诗》告诫后人：“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但陈亚去世之后，他的藏书终究“悉归他人”。

　　明末清初张潮《幽梦影》中有读书箴言：“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能用不难，能记为难……善读书者，无之而非书：山水亦书也，棋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

　　两千多年前，古人每逢伏天，将简牍、帛书、纸质书籍取出暴晒，防范霉变虫蛀，晒书习俗由此形成，后世又被文人赋予精神追求与审美意趣。东晋权臣桓温麾下的参军郝隆，七夕不晒衣物，反倒留下“晒腹”的千古逸事。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记载：“七月七日见富家皆晒曝衣锦，郝隆乃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曰：‘我晒腹中书耳。’”郝隆思维敏捷、性情诙谐，尽显魏晋文人率直任诞的风度。后世有说法将此与苏轼“腹有诗书气自华”联系，但二者之间并无文献记载的直接渊源。

　　旧时师长常劝诫后人，学问要内化于心。无论什么时代，读书都是获取体验、拓宽眼界的途径。每一部书，都向人展现世界的不同侧面；有些典籍本身，即是人类文明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学问真正装进内心，才算是真正属于自己。就此而言，郝隆“晒腹”的典故，至今仍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