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烔炀的正堂陈示碑被加上保护罩，旁边有原文供参考。 

　　如何让政府重要的公告公示尽可能地晓谕公众，在古代，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其勒石上碑。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不易损坏、保存时间长，现在的人们从中不仅可以揣摩书法艺术，更可以通过上面的文字了解并不如烟的往事。

烔炀镇的“正堂陈示”碑 　　千年古镇烔炀有一条老街，街道两边是保存下来的明清风格的建筑，飞檐翘角花格窗，皖中特色明显。在东街、南街和中街交汇处的丁字路口，一块刻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8月的“正堂陈示”碑，引起人们关注。

　　“正堂陈示”碑正文如下：

　　钦赐花翎知府衔、尽先补用同知直隶州巢县正堂加一级随带加一级记录一次陈，拟禁约各条，勒石烔炀镇：

　　一耕牛有功于人，例禁私宰。然愚民畏法，每不敌私之肫。今定例，如有私宰耕牛者，务仰诸绅董与地保去理论。每条罚钱廿千，存公。以备修桥，补路，施怙，施药。倘此等顽民后犹不悟，仍蹈前非，当地诸绅董与地保当禀案本县闻知。定捉严惩，从重制罪不贷。

　　一近有倒七戏，名目淫词丑态，最易摇荡人心，关系风化不浅。嗣后，如有再演此戏者，绅董及地保亦宜禀案本县捉拿，定将此写戏、点戏与班首人等一并枷杖。

　　一开场聚赌，例有明禁；开设烟馆，亦非正业。务当各自痛戒，及早回头。至于村庄居家往来，非系亲族即是邻里，尤不可在村内开设烟馆，以致良家子弟渐次无望。当地绅董及地保均当禁戒，如不遵禁，即禀本县闻知。

　　一遇有命案，务当报官相验，听从审办。果系凶手所为，应得之罪。断不许自持尸亲，先到伊家肆毁，辱骂殴打。妇女在婆家短见轻生，其娘家亦不许纠领多人，前往拼闹。此等藉尸逞忿之风，实属可恨。当地绅董与地保应严禁。如或不知，本县闻此，亦必急提重究。 

右仰远近知照同治七年八月初一日

　　 “正堂陈示”立碑期间，正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期。巢县地处吴头楚尾，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邻近南京，更是成为太平军与清政府攻守的战场。据《巢湖市志·大事记》，从咸丰三年(1853年）11月7日，太平军第一次攻下巢城，到同治三年（1864年）1月，10多年时间，在巢县共进行了五次拉锯战。其间还有咸丰六年的大旱，同治七年的地震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十多年间，百姓饱受天灾人祸之苦。同治三年（1864年）后，清政府在战乱后开始恢复重建，规范生产生活秩序，整治社会治安。

　　“正堂陈示”碑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比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合肥地方剧种庐剧的研究情况。彼时，庐剧演职人员分工明确，职业化特征明显。有了班社（戏班子），有了对外接洽业务，对内行使管理权的经理人（班首），有了编剧（写戏），庐剧发展比较成熟。当然，我们还可以推测出，在演出内容上，为了迎合底层观众的需求，有时也会夹杂一些格调低俗的段子。

　　虽然“正堂陈示”把庐剧演出与私自宰杀耕牛、开烟馆、赌场、命案处理等列在一起，作为需要严办的一种治安类别，但它也让庐剧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为研究庐剧史留下了有价值的线索。事实上，在“正堂陈示”立碑后，庐剧（“倒七戏”）的发展，至少在巢县进入了相对低谷期。

　　“正堂陈示”本意是要形成强大震慑力，惩戒措施应该都是针对巢县全域而言的，按照常规，它理应立在县城，可它却偏偏立在了“去县西五十里”的“烔炀镇”，这就有点意思了。细究碑刻上的几条，我们不难发现，其余几条惩戒措施也相对粗线条，只有第二条对“倒七戏”的惩罚，有明确的惩戒措施，且是直接由知县严办，需要上枷受杖刑的：“如有再演此戏者，绅董及地保亦宜禀案本县捉拿，定将此写戏、点戏与班首人等一并枷杖。”可见当时在烔炀地区的庐剧异常活跃，已经发展到“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地步了。这就让我们至少能得出烔炀镇是当时巢县庐剧发展高潮的主要发生地这一结论。 

三河镇的“牛痘接种”碑 　　多年前，我们在肥西三河镇南街下横街一徐姓居民家的院内，曾见到一块长111厘米、宽59厘米，边缘刻有花纹的青石碑刻。碑文阴刻，楷体，共18行，总计508字，这个碑刻记载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庐州府颁布的牛痘接种政令，距今130年。令人遗憾的是，经向三河镇有关部门了解，随着徐家知情的老人去世，这块碑已下落不明。我们查阅资料，将碑文整理如下。

　　赏戴花翎升用道特授江南安徽庐州正堂加五级纪录四次范为出示晓谕事：据委办三河分销同知衔江苏候补知县齐其、帮办巢县三河牙厘分卡候补府经历陈锡湛、五品顶戴合肥青阳巡检周国琛禀称：

　　窃保赤之道，莫重乎疗疹。种痘之法，莫妙于牛痘。以天行固属可危，鼻苗亦多惊险，究不若此法之稳妥无虞也。其法《牛痘新书》言之颇详，近来推行亦见广矣。如庐郡城内及东北乡均已创局施行，独三河镇民间仍徇常法，不敢轻试，常见婴儿因此夭折，颇复不少。其有愿种之家，或被庸医以伪苗种之。行险侥幸，莫此为甚，以故民间益不相信。卑职等尝窃悯之。兹轻会商，拟捐资若干。并镇绅刘绅兰馨、刘绅如金、严绅同礼、杜绅诗炳、胡绅永发、胡绅镜清、王绅文志、朱绅家寿、慈绅俊等，咸愿助资，延医试办。冀其试行有效，广为劝募，以垂久远之计，以拯婴儿之厄。现已集资洋五十元，拟延医生韩坤生，即就本镇南岸。暂行设局施种。凡属贫民无力之家，听其投局布种。其稍远者，一经挂号亦可下乡往种。带浆之儿，照章由承浆之家每名给钱百文，以为果实之资。医生不得索取分文。该医亦愿助成此举，不敢草率。仍依照郡城及东北乡各局章程，以正月起至四月底止。余月概不布种。惟创行之始，信从未卜，诚虑乡愚无知，或被他医鼓惑阻挠，致滋事端。禀请给示晓谕，以维善举。如试有成效，再行劝募，以图示久等情到府。据此，查该员等所禀，系为保婴起见，洵为善举，自应准如所请，给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处附近居民人等，一体知悉，尔等须知，设局布种牛痘，系属裨益婴儿，凡有幼孩之家，自愿赴局布种者，先期挂号，挨次布种，不得争先恐后。除应给带浆之家钱百文外，不令尔等花费分文，倘有无知徒，从中鼓惑阻挠，一经查觉，或被指控，定即提惩不贷，切切特示。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 示

　　 从碑文中，我们了解到，当时的庐州府范姓官员应三河镇官员及镇绅请求，批准设立牛痘接种局，并委派医生韩坤生负责施种。规定每年正月至四月底为接种期，贫民可免费施种，并对携带接种浆液（即疫苗）的婴儿家庭发放百文补助。同时明确禁止阻挠接种行为，违者将受惩处，具体接种方法依据《牛痘新书》实施。此碑反映了接种牛痘疫苗这一先进防病治病的措施当时已在合肥推广，三河却没能得到实施，官府决定推广种牛痘的决心。

　　我们知道，英国人爱德华·詹纳发明的接种牛痘的免疫技术在清末传到国内。碑文中提到的《牛痘新书》就是由董玉山在1884刊行的一本具体指导种痘的医学著作。当时合肥人戴鸿恩曾从湖南引进版本，刊刻过《引痘略》，积极宣传推广这一技术。

　　合肥市自1951年大规模开展“种痘”行动后，还先后于1961年、1966年、1972年和1978年共四次大规模普种牛痘疫苗，直至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已消灭了天花病毒，合肥市停止了种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