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萨援藏的肖钦（化名）是最后一个赶来送别王全英的亲属。

　　作为外孙女婿，他和外婆上一次见面，是在王全英上个月的105岁生日会上。那时他隐约预感到，必须赶回来，“也许这就是最后一面了。”

　　7月22日凌晨，在都江堰市中医医院，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王全英离世，享年105岁。

　　7月23日19点30分，汶川县城，王全英老红军追思仪式举行。鲜花和敬意一起涌入这个她曾经隐姓埋名生活的小城。

　　追思仪式场地背后就是汶川县档案馆，1984年，王全英被正式认定为“长征女红军”的档案保留在此——11页纸，写满了她遗憾未竟的长征之路。可在后辈们眼中，王全英的人生档案，是一代人的来时路，更是后来者的路标和力量源泉。

　　在王全英生命最后阶段，她最常提起的是“遗憾”。

　　“婆婆总说可惜自己跟着红军走的时间不长，也总念叨，想亲眼看到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王全英孙女婿付喜回忆道。

　　和王全英相处的日子里，家人总能感受到她对长征那份刻进骨子里的情感。

　　孙媳钟雪柯每每回家看望王全英，客厅里的那台电视机总是播放着战争片，只要看到我方战士击退敌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画面，老人家就会神情激动地朝着电视喊：“冲！冲！冲！”

　　不仅如此，一穿上红军军装，王全英就会让钟雪柯给她细致梳好每一缕头发。

　　“在外婆长达105岁的人生中，一年的长征经历或许只占她很短的人生长度，但这一年的分量却占到生命浓度的百分之九十。”肖钦每次回家，

　　总能听到王全英对后辈的嘱咐。“从‘桂香’改名到‘全英’，外婆始终觉得，她必须带着战友遗愿，变成全军英雄的眼睛，长长久久地见证祖国的发展。”

　　在准备追思仪式的两天里，大女儿刘桂华始终背着一只“显眼”的挎包，穿梭在来往人群之中。那是一只磨损厉害、四处掉皮、底部已经露出衬布的黑色小挎包。“我这包用了十来年了，一直舍不得丢，实用得很。”刘桂华甚至还有些“宝贝”地拿起小包展示起来，“里外好几层，能装得很！”

　　王全英平日见不得任何一点浪费，她不但要求自己，也告诫子女必须“勤俭节约、珍惜粮食”。家人必须得背着她，才能偷偷扔掉有些腐坏的水果；也必须少给她盛饭，才能避免她吃到一口不剩直至积食。

　　在家人心中，王全英用一生走完了当年未竟的长征路。

　　经常有人问王全英的曾孙刘发承成名字的由来。

　　这个问题，同样让他在年少时没少疑惑，“到底为啥取这几个字？”直到父亲告诉他，“‘承’是继承长征精神，‘成’是成就大家，也成就小家。”后来再向外人说起这个名字，刘发承成难掩骄傲，“这跟我太奶奶有关，跟红军有关！”

　　王全英带给家人的影响，远远不止于一个名字。

　　王全英是苦过来的。她从未放弃对“好时代”的憧憬和追求，更要求儿女投身建设“好时代”。

　　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中学时期的刘桂华每次都要背够一个月的粮食，再走60里路去上学。很多同龄人中途辍学，但她从未想过放

　　弃。“母亲虽然不识字，可她总是对我说，‘你把文化学到了，好为国家做点事’。”

　　“我听我妈妈的！”当刘桂华成为母亲，她更懂得了王全英当年的想法，竭尽一己之力把三个孩子都送入大学。

　　如今，王全英一家四代人中，已经走出了10个大学生。严慈相济的王全英总是用各种方式鼓励后辈，偶尔也会冷不丁冒出一句调侃。

　　“你这个体重，如果打仗，还能不能冲上去？”曾在人武部工作的付喜知道这不是句玩笑话。从这之后，付喜更加严格训练。“5·12”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救援现场，都有他的身影。

　　和105岁的人生长度相比，王全英以“长征女红军”身份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时间，不及她人生一半。

　　但在王全英生命的后半程，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越来越多。

　　追思仪式当天，19岁的李睿玥和21岁的焦升婷，是离王全英遗像最近的人。这两名从汶川县城走出去的大学生，几乎都没怎么坐下过。作为志愿者的她们，要把每一朵鲜花郑重递给前来悼念的人——即使自己并不是王全英的家人。

　　“我从小在汶川长大，读书的时候，老师讲到长征这一段，会特别提到，汶川就有一位参加过

　　长征的女红军。”焦升婷说，她们手中递出的每一朵鲜花，都承载着年轻一代对历史的回望和对先辈的敬意。“我们也要像王奶奶那样，永远坚韧、一直勇敢。”

　　记住这个名字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当天，前来献花的人们站满了现场。在家属回礼区，6岁的曾孙肖明钰，两只小手握在胸前，跟着大人安安静静地站成一排，跟着鞠躬，跟着起身。

　　年幼天真的他，有时会发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看太奶奶？”或许现在的他，还无法真正理解大人口中那个反复提及的名词。

　　但以后他一定会理解，“红军”这个词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