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山脚下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泰安人,嘴里常念叨一句老话:“先有旧县,后有故县；故县三迁,才有泰安。”这句话像是一个代代相传的暗号,藏着这座城市的出身秘密。你若追问:泰安城到底从哪里来?是先有山,还是先有城?老人们便会眯起眼,指着汶河的方向,悠悠地说:“那可得从两千多年前说起了……”

　　□孙晓明

　　汶河岸边,埋着泰安最早的“城市基因”

　　站在今天的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谁能想到,脚下这片土地,在六千多年前就已经热闹非凡。大汶口人在这里建起了大型聚落,他们烧制陶器、磨制玉器、种植粟黍、饲养家畜,甚至有了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考古学家从这里挖出的红陶兽形壶,至今还在博物馆里憨态可掬地望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

　　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却要等到春秋时期。那时候,齐国在泰山南麓建起了一座城,取名“博邑”。它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泰山区邱家店镇的旧县村。滔滔汶河水从城边流过,巍巍徂徕山在远处守望,这座城一出生就带着不凡的气度。

　　博邑有多重要?《左传》里记着一笔:哀公十一年,齐国联合吴国攻打鲁国,其中一场仗就打在博邑。可见在当时,这已经是兵家必争之地。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郡县制,博邑摇身一变成为博阳县,还升格做了济北郡的郡治——相当于今天的省会城市。从春秋到汉武帝之前的四百多年里,这里一直是泰山南麓的政治、文化中心。

　　你要是那时候来博城(即博邑),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宽厚的城墙夯土筑成,城里有官署、有市集、有作坊,城外是阡陌纵横的农田。庶民操着齐地方言,在城门楼下讨价还价,赶着牛车运粮运草。汶河水涨了又落,城里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谁也不知道,一场改变城市命运的大事正在酝酿。

　　汉武帝封禅,让一座新城横空出世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五十五岁的汉武帝刘彻带着满满的自信,率领千军万马来到泰山。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已经北逐匈奴、南平百越,觉得自己有资格跟上天汇报一下功绩。封禅大典办得热热闹闹,圆满成功之后,汉武帝一高兴,下了一道诏书:从当时的嬴县和博县各划出一块地,新设一个县,专门用来供奉泰山,取名“奉高”——奉祀高山的意思。

　　这还不算完。第二年,他又把泰山郡的治所从博城迁到了奉高城。这一下,奉高城彻底取代了博城的地位,成为泰山地区的中心城市。它的位置,就在今天岱岳区范镇的故县村。

　　奉高城是汉武帝为封禅量身定做的“接待中心”。皇帝来泰山,总得有个像样的地方住吧?总得有个地方存放祭器、排练礼仪吧?奉高城就是干这个用的。汉武帝前后八次东封泰山,东汉光武帝、章帝、安帝也接踵而来,帝王的车辙一遍遍碾过奉高城的街道,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三国时的“建安之杰”曹植,曾写下“驱车挥驽马,东到奉高城”的诗句。他笔下的奉高城,想必是车水马龙、市井繁华。从西汉到北魏,这座城兴盛了六百多年,直到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泰山郡建制调整,奉高县被废止,才渐渐冷清下来。

　　今天再去故县村,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的盛况。村北的农田里,偶尔能捡到几片绳纹陶片、几块布纹瓦,那是奉高城留在世间的最后痕迹。村里的老人会说:“这底下压着老城哩,种地都不敢深耕,怕翻出什么大物件来。”

　　三迁四址,一座城的“流浪”与“归家”

　　奉高废了,但城市的故事没完。北齐把东平郡的治所又迁回了博县城——就是旧县村那个老地方。隋唐时期,泰山登山路线从东路(今东御道)逐渐转移到中路(今红门路),离登山口更近的博城再次繁荣起来。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皇帝与武则天共同封禅泰山,一高兴就把年号改了,叫“乾封”,顺便把博城县也改名为乾封县。这时候的县城,还在旧县村。

　　但变化已经在悄悄发生。唐朝末年,泰山进香祈福的风气越来越盛,东岳庙(也就是今天的岱庙)周围人气越来越旺。朝廷在这里设了一个“岱岳镇”——“镇”在当时是军政组织,有寨墙,有驻军,有管理官员,只是还没有正式的城墙。五代时期,寨墙建起来了,岱岳镇的雏形出现了。

　　真正决定性的时刻,在宋开宝五年(972年)。宋太祖赵匡胤下了一道诏书:凡五岳所在地,县城不在岳庙附近的,都要迁到岳庙附近。这道诏书一下,乾封县(此时沿用唐乾封县之名)的县治,就从旧县村搬到了岱岳镇。这一年,被看作是泰安城区正式建城的起点。

　　但这还不是终点。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封禅泰山,把乾封县改名奉符县,又在岱岳镇西南另筑新城,作为新的奉符县城——位置就在今天市区南部的旧镇村。到了金朝,金兵攻陷奉符城,金朝扶持的刘齐政权在这里设立“泰安军”(“军”是宋代至金初的行政区划单位,略低于州),“泰安”这个名字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金大定二年(1162年),泰安军的治所又迁回岱岳镇旧城,“始创泰安城”。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泰安军升为泰安州,正式成为州一级的行政中心。

　　至此,泰安城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流浪”,在泰山脚下站稳了脚跟。民间所说的“先有旧县,后有故县；故县三迁,才有泰安”。说的就是这段曲折的历史:旧县村(博城)是最早的中心,故县村(奉高城)是中间的主角,经过在北齐、隋朝、宋初时期的三次迁徙,最终落脚在今天的泰安老城区。

　　“故县三迁”,到底是怎么个迁法?

　　有人要问了:这“三迁”到底是怎么个迁法?说起来还挺绕。

　　第一迁,在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废止奉高县之后。隋朝开皇三年(583年),把位于今天岱岳区房村镇东良父村的岱山县,改名为奉高县。这时候的奉高县治,已经不在原来的故县村了。名字虽然还在,地方却换了,这叫“名移地易”。

　　第二迁,在隋朝开皇六年(586年)。朝廷又把设在东良父村的奉高县改回了岱山县。到了隋大业二年(606年),干脆把岱山县并入了博城县。这下连名字都没了,奉高县“名实俱亡”。

　　第三迁,其实不是奉高县自己搬迁,而是它并入博城县之后,博城县经过唐宋时期的乾封县、奉符县两次改名,最终将县治迁到了岱岳镇。因为这时候的博城县(即后来的乾封、奉符)已经包含了原奉高县的地盘,所以从奉高县的角度看,这次迁移也可以看作它的一种“变身延续”。

　　这么绕来绕去,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泰安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它是从汶河岸边一步步“走”到泰山脚下的。如果在地图上把这几座古城连起来,大致能画出一条路线:最早从汶河北岸的博城(旧县村)起步,向西迁到奉高城(故县村),后来治所又迁回博城,最终折向西北,在泰山南麓的岱岳镇(今泰安老城区)安家——这就是泰安城两千多年的迁徙轨迹。

　　庙因山而起,城因庙而兴

　　讲完了城的“流浪”,再来说说城与山的关系:泰山和泰安城,到底谁先谁后?答案很明确——先有山,后有庙,再有城。

　　泰山在那里矗立了亿万年,人类在它脚下繁衍生息了几千年。秦汉时期,人们在山南建起了岱庙(当时叫东岳庙),专门祭祀泰山神。那时候的岱庙,孤零零地立在旷野里,周围只有稀疏的村落。唐朝以后,来泰山进香的人越来越多,岱庙周围渐渐热闹起来,这才有了岱岳镇,有了寨墙,最终在宋开宝五年(972年)有了正式的城池。

　　所以老话说得准:“庙因山而起,城因庙而兴。”岱庙从一开始就是这座城市的“核”,整个泰安城是围着它长出来的。现存的老城墙遗址——虎山路、青年路、财源大街东段、岱庙北街——围起来的一个长方形,面积约0.7平方公里,岱庙就占了将近四分之一。这种宗教建筑在城市里的占比,在中国古代城市中相当罕见。

　　走进老城,这种感觉会更强烈。岱庙坐北朝南,正对着通天街,站在遥参亭前向北望,岱庙的城墙和门楼层层递进,一直延伸到泰山脚下。古人设计城市的时候,显然是精心考量过的:让泰山成为城市的背景,让岱庙成为城市的核心,让每一条街道都与山对话。可以说,泰安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座“生长”在泰山脚下的城市。

　　城墙内外,两个不同的世界

　　老泰安城有四个城门。初名起得直白:东门叫“静封”,西门叫“望封”,南门叫“乾封”,北门叫“登封”,每一个都与封禅祭祀紧密相关。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帝觉得这些名字不够文雅,下旨改了一通:东门改“迎暄”,西门改“岳晏”,南门改“泰安”,北门改“仰圣”。

　　城墙以内是官府和神庙的地盘,城墙以外才是老百姓过日子的地方。到清末民国初,从西关到南关,从车站到北关,城外街区的面积早已超过了城里。尤其是西门外的大关街、灵芝街、顺河街,南门外的湟子街,北门外的傅公街,热闹程度一点儿不输城里。

　　1909年,津浦铁路泰安府站建成通车,车站街、菜园街(后来改叫财源街)更是火得一塌糊涂。商号一家挨一家,客栈、烟馆、酒店、书寓鳞次栉比,南来北往的客商、香客、小贩挤满了街道。那时候泰安有六百多家商号,大多开在这些新街上。老城里的官老爷们大概想不到,城墙外头的世界,已经悄悄抢走了城市的风头。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泰安县志》里,有一段特别生动的描述,说的就是城外这种繁华景象:“遥参亭前四民辐辏,炉烟釜气日夜蒸沸无停期,岱城第一都会也。东隅迎暄门外环水潆绕,诗书农桑与逐末者半。南隅泰安门外为京省东西通衢,冠盖往来最称繁剧。西隅岳晏门外西自教场南抵社首,烟火数千家,大街百货杂陈,顺河一带粟蔬鱼果薪炭器物之类无不备具。北隅仰圣门外西通新街,东连铜器行,市肆鳞次。每当香客云集,铙鼓喧阗,直达红门以上,夜半灯火两行如繁星之布半天,亦岱麓之奇观也。”

　　读这段文字,眼前仿佛能看见那个烟火蒸腾、人声鼎沸的老泰安:遥参亭前,做买卖的、烧香的、赶集的挤成一团,锅里冒着热气,炉子里蹿着火苗,从早到晚没个消停；西门外大街上的百货摊子,从这头摆到那头,顺河街上卖菜的、卖鱼的、卖水果的、卖柴火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北门外新街和铜器行的铺子一个挨一个,叮叮当当的打铜声能传出二里地；等到香客多的季节,入夜之后从红门往上,两行灯火像星星一样撒满山路,那景象,真是泰山脚下独一份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