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全国人大代表谈诚信社会建设

推进信用修复，让信用“活”起来

贠红卫代表

周桐宇代表

信用，这张个人与企业的“经济身份证”，一头连着万家灯火的生活希望，一头系着市场经济的奔涌活力。

今年4月1日，《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日臻完善，信用修复机制正成为各方关注的新焦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聚焦信用修复的“最后一公里”，积极为那些渴望卸下“包袱”、轻装上阵的市场主体和普通百姓发声。

打通信用修复“最后一公里”

“在现实中，一些企业受到行政处罚后，因行政机关涉企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不及时、信用惩戒措施适用不当等问题，导致企业在生产经营、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区域总部总代表贠红卫告诉记者。

法治化营商环境关乎企业生产发展。近年来，检察机关聚焦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不当适用失信惩戒措施等涉企行政执法司法问题，靶向监督精准纠治，依法办理了一批社会信用领域行政检察监督案件，精准帮助涉案企业修复信用，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

贠红卫代表对检察机关主动作为、靶向监督，并精准帮助企业修复信用的做法给予肯定。他表示，检察机关既通过监督纠治不当惩戒为企业“松绑”，又通过信用修复助企业“重生”，真正做到了“纠”与“救”并重，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他建议检察机关持续加大行政检察监督力度，厘清信用惩戒的适用边界，防止“过度惩戒”“一刀切惩戒”“只惩戒不修复”等问题，推动实现惩戒精准化、修复高效化。进一步强化与行政机关的协同联动，推动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整改、结果反馈的常态化协作机制，逐步打破部门壁垒，助力打通信用修复“最后一公里”。

贠红卫代表特别提出，应该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精准识别并及时纠正违规公示、超期惩戒、修复不畅等突出问题，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让守法诚信企业卸下“包袱”、轻装上阵，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加快推进信用修复工作

“我国征信体系快速发展的同时，修复机制仍存在诸多短板。”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威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桐宇表示，这些短板不仅使部分因临时资金周转困难、不可抗力等客观因素失信的个人和企业陷入信用困境，也为各类以“征信洗白”“铲单”为名的诈骗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滋生大量“征信修复”黑灰产，既损害公众财产安全，也加重了监管负担，扰乱了信用体系秩序。

在周桐宇代表看来，征信修复不仅关系到信用主体的切身权益，更关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成效和消费市场的活力。唯有完善机制、规范流程、强化监管、畅通渠道，才能守住信用体系的法治底线、传递司法与政策的温度，为诚信社会建设筑牢民生根基。

即将实施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为推进信用修复工作提供了制度依据。周桐宇代表表示，应加紧建立《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相关配套机制，为其落地实施提供助力。

周桐宇代表还指出，优化征信修复机制需多管齐下，既要破解群众修复难题，也要坚决遏制黑灰产乱象。在打击黑灰产方面，司法机关应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严厉查处相关违法行为，通过曝光典型案例提升公众防范意识，从源头挤压黑灰产生存空间。

为乡村振兴注入“信”动力

“国家和地方在信用体系建设上力度很大、成效明显。如今，诚信建设已经融入基层治理、乡村发展和群众生活。”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炳启深有感触。他表示，无论是信用村、信用户评定，还是村规民约执行、矛盾纠纷调解、产业合作发展，都离不开诚信作保障。诚信已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成为老百姓认可的好风气。

同时，石炳启代表也客观指出当前农村信用建设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农村诚信评价体系尚不健全，多依赖口碑、印象等主观判断，缺少统一规范的记录标准和量化指标，可操作性不强。基层信用建设力量相对薄弱，多数村庄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和常态化工作机制，导致信用建设推进难度较大，难以形成长效发展态势。”

针对这些问题，石炳启代表建议，进一步健全农村信用体系，推动诚信积分、信用档案向基层乡村延伸，实现诚信可记录、可评价、可运用，让诚信真正成为村民的“无形资产”。在失信约束方面，可依托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对屡教不改的失信行为进行适度约束，形成鲜明导向。同时，加强诚信宣传教育，用身边人、身边事引导群众，推动诚实守信内化为村民的自觉行动。

信用修复并非“一修了之”，而是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改正可修”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随着代表们的建议逐步落地，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将迈向更高水平。当诚信之风吹遍各行各业、浸润城乡角落，信用也将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惠及全体人民的“金色名片”。

（全媒体记者：刘钊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