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朋友圈，出镜率最高的除了山川海湖的旅游观光图，便是各种各样的“婚礼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各式婚车队。看着这些或豪华或个性的迎亲车队，忽觉宋代词人辛弃疾“宝马雕车香满路”的词句与之非常契合。

　　辛弃疾或许不会想到，他笔下喻指华美马车的“宝马”竟在后世真的成为一款名车。其实，婚车迎亲的仪式始于周朝，当时多以四匹白马拉动马车，一路彩旗飘飘，敢用和能用“婚车”的都是权贵阶层。古代用车迎亲称“亲迎”，被视为婚礼“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最后一环。

　　最早有关“亲迎”的文字记载，见于《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不过周文王迎娶发妻所用的交通工具是舟，但在其后两千余年的岁月里，迎亲的交通工具以车为主。《仪礼·士昏礼》里说得清清楚楚：“主人爵弁，纁裳，缁袘。从者毕玄端，乘墨车，从车二乘，执烛前马。妇车亦如之，有裧。”意思是，新婿身穿爵弁服，饰以黑色下缘的浅绛色裙。随从全都身穿玄端服。新婿乘坐墨车，并有两辆随从的车子。随从仆役举着灯烛在车前照明。新妇的车子与新婿一样，但是带有车帷。现代人或许觉得古人迎亲场景略显压抑和沉重：新郎驾着一辆通体漆黑的车，后面还跟着两辆马车组成的随行车队，而且由于周代的婚礼是在日落之后举行，一路上还要打着火把，不敲锣也不放鞭炮。但其实，由于当时“乘墨车迎亲”是等级的象征，故驾墨车接新娘是一种荣誉，庄重而肃穆。

　　到了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南北朝，出现了由12头牛拉的大型“豪车”，马车、牛车、羊车等并驾齐驱，“堵车”时有发生，难怪陶渊明会发出感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彼时婚姻“六礼”很难遵守，加之少数民族婚礼习俗与汉人大相径庭，“迎亲”的婚车出现变化，各类车都派上了用场。

　　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唐朝，改良后的马车成为陆上主要交通工具。无论是李白的“门有车马宾，金鞍曜朱轮”、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还是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孟浩然的“车声上路合，柳色东城翠”，皆可见时人对马车的喜爱，马车自然也就成了“婚车”的首选。唐代段成式创作的《酉阳杂俎》卷一“礼异”篇曰：“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段成式接着写道，“当迎妇，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枲三斤以塞窗，箭三只置户上。妇上车，婿骑而环车三匝。”缘何新郎骑马迎亲时要绕车三周？因为这样就给了女方亲友阻拦婚车启程的机会。新郎“环车三匝”时，新娘的亲友、乡邻便会一拥而上，不放婚车离开。新郎无奈，只得分发钱财礼品以求通融。

　　事实上，就连唐中宗李显与韦皇后最疼爱的女儿安乐公主李裹儿再婚时也未能免俗。据《新唐书》中记载，安乐公主再嫁当天，借的是韦皇后的车驾，自宫中送往。中宗与韦后出临安福门观览，下诏雍州长史窦怀贞为礼会使、弘文馆学士为傧相——“相王障车，捐赐金帛不赀”，这就是唐代迎亲过程中著名的“障车下婿”，这种婚礼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家乡人嫁女时，亲友、乡邻在新娘子出门时便拦住迎亲队伍，非得男方散发喜烟、喜糖才放行。“障车下婿”的习俗之所以一直流行，是因为唐代女性地位的显著提高，目的在于促使男方懂得娶妻不易，进而善待和珍惜妻子。

　　到了宋代，迎亲的交通工具由马车变成“轿车”。北宋时期有个规定，只有退休高官或生病的大臣才能坐轿。北宋末期，大花轿出现在“婚车”市场。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写道，到了迎娶那天，“儿家以车子或花檐子发迎客，引至女家门”，“花檐子”就是花轿。由此可以看出，北宋末期迎娶新人的交通工具已由单纯的马车变成车、轿同用。之所以用“花”命名，大概是因为婚礼筹备时须在轿子上挂上桃红彩球、蓝色绸帷等装饰。昔日达官显贵的代步工具，被允许用在普通老百姓的婚礼中，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以及婚姻大事在老百姓心目中分量提高。与此同时，围绕“花檐子”的迎亲礼俗，在继承唐代“障车下婿”的基础上有所演变。女方家热情款待迎亲队伍，给他们送上彩缎，作乐催妆，新娘上了车或轿，“从人未肯起，炒咬利市，谓之‘起檐子’。”宋代的新郎，不仅要像唐代新郎那样接受女方家的“刁难”，还要“哄”好轿夫。当然，迎亲路上的小插曲，也增添了婚礼喜庆的氛围。不过，宋代乘坐八抬大花轿出嫁的仍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小户人家嫁女只能坐两人或四人抬的小轿子。

　　南宋时期奠定群众基础的迎亲花轿，在明清两代彻底普及，成为人们普遍采用的迎亲工具，如今仍能在婚礼上看到它与各种轿车争奇斗艳。其实，由古代一路奔驰而来的“婚车”，不仅见证了各种各样的婚礼、婚俗，也间接展示了交通工具的演变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不过，传承历史风俗，要“吸取精华、剔去糟粕”，弃除奢华攀比、高额彩礼等陋习，唯有树立健康向上的婚恋观，守住底线，方能让婚礼回归爱情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