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馆馆藏彩绘木棺板画侧板临摹图。棺板左侧描绘一幅炊煮的场景，中间画面围绕两顶穹庐毡帐展开，右侧有三名男子正驱赶着牛羊缓缓走来……

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馆馆藏彩绘木棺板画侧板之一。画面生动呈现了一幅农耕场景。

青海藏文化博物院院藏棺板画（局部），图中人物身着翻领对襟袍服。

青海省博物馆馆藏彩绘木棺板画临摹图，从左到右分别为生肖羊、猴、鸡、狗、猪。

□王十梅 郭晓芸 谭 梅

在青藏高原北部的柴达木盆地，察汗乌苏河的流水冲刷着千年岁月。在这里，掩埋着很多公元5世纪至9世纪的文明遗存。其中，那些沉睡在墓葬中的彩绘木棺板，如同被时光封存的画卷，在21世纪初至今的二十余年间陆续重见天日。它们以矿物为墨、以木板为纸，绘就了农耕狩猎、宴饮出行、商旅活动等鲜活场景，不仅见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繁盛，更记录了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漫长历程。这些被称为“棺板画”或“棺板彩画”的文化瑰宝，不仅是青海古代丧葬文化的实物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图像档案”，承载着破译青海古代文明交融的密码。

尘封千年的“图像史诗”

2002年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夏塔图草场被盗墓葬中，发现了三具较为完整、头大尾小的梯形木棺，其中两具木棺的侧板和挡头均有彩绘装饰。此后二十余年间，类似的彩绘木棺板在青海不断被发现。当考古人员悉心清理和描摹出棺板上的彩绘图案时，惊讶地发现，这些木板上的彩绘图案不仅藏着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同时也揭开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丧葬文化的神秘面纱。

棺椁装饰的历史在中国源远流长。西周时期，人们便以绣满纹样的纺织品“荒帷”（古代覆盖在棺椁外侧的纺织品，上面绣有纹样，相当于棺椁的装饰帘幕）装饰棺椁；公元前5世纪前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内棺以髹漆（一种传统工艺，把漆涂在木材等器物表面，起到保护和装饰作用）为底，绘满龙、神兽、怪鸟与几何图案，成为现存最早的绘画木棺实例。步入魏晋，中原因薄葬之风盛行，棺画装饰日渐式微，此后壁画墓兴起……

青海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孙杰介绍，青海彩绘棺板的来源主要有三类：考古工作者抢救性清理被盗墓葬时发掘，在被盗墓葬周边采集，以及从民间征集所得。目前，它们主要收藏于青海省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海藏文化博物院、海西州民族博物馆、都兰县博物馆、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馆等单位。此外，还有部分棺板画因历史原因流散海外。

作为公元5世纪至9世纪（南北朝、隋、唐时期）生活在青海西部地区民众生产生活的直观呈现，这些棺板画是了解当时青海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它们以图像的形式，填补了文献史料的空白，生动再现了古代青海作为文明十字路口的繁荣景象，堪称一部尘封千年的“图像史诗”。

棺板画里的古代青海生活

青海棺板画的题材包罗万象，既有出行、狩猎、骑射、宴饮、击鼓、耕作、举哀等鲜活的生产生活场景，也有穹庐毡帐等生存环境的细腻描绘，更有神鸟瑞兽、吉祥纹样、十二生肖等寓意深远的图案。每一块棺板上的绘制内容并非单一场景的孤立呈现，而是多类题材的有机交织，这种多场景共存的特征，让每一块棺板成为一个具象化的“微缩世界”。

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馆馆藏的一块侧板上，恰似撷取了一幅高原春耕的鲜活图景：画面中，撒种者腋下夹着圆筒状种器扬撒籽种，耕者紧随其后，以二牛抬杠之法牵引单辕直辕犁深耕；耙地则采用前耙后耱的复合农具，由牲畜通过耕索牵引，让高原耕作效率大幅提升。

“这种单辕直辕犁早在西汉中期便已出现，直至唐代仍在多地沿用，与河西魏晋壁画墓中的农具形制基本一致，如今青海部分农业区仍在使用这种耕作方式。”孙杰说。画面中，耕作者“小袖短袍、剪发垂项”的装束，也为研究当时的服饰提供了直观样本。这些细节不仅是生产场景的忠实记录，更映照出古代青海人对土地的精耕细作，画面中点缀的花草，既作装饰，亦暗合农耕与自然的共生之道，尽显高原农耕文明的独特风貌。

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馆馆藏的另一块侧板上，两顶穹庐毡帐静静矗立。右侧毡帐门口，左右各立一名侍者，右侧侍者拱手侍立，左侧侍者衣饰华美，身着小袖翻领对襟长袍，左手轻撩门帘。帐内，一位身姿婀娜、发髻高耸，身穿白色袍服的女子跪坐其间，怀抱一把琵琶，右手似欲拨动琴弦。左侧毡帐略显低矮，门外侍者撩起门帘，一人正躬身从帐内走出。两顶帐篷一侧，一口釜架于火堆之上，一身穿小袖紧身袍服的男子俯身生火；另一侧，三名男子正驱赶着一群羊和两头牛朝帐篷走来，牛背上隐约可见驮载的各色物品。棺板右下角，还能看见一群羊低头啃食青草的恬淡景致。这幅画面，完美还原了青海高原上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日常，而毡帐的构造细节，也为我们探寻青海古代游牧民族的居住智慧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海西州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夏塔图墓地出土的一号墓木棺A侧板，所绘场景尤为鲜活传神。画面由多个情节片段交织而成，远处连绵起伏的山丘间点缀着花草，为整幅画面铺就了雅致的装饰背景。画面以左侧狩猎场面开篇，左上角四骑飞奔而来，三人紧随其后、一人位居前列，狩猎者之间是狂奔的黑色牦牛，其中一头已中箭，鲜血直流。构图巧妙凸显人与人、人与兽之间的关系，精准定格了狩猎惊心动魄的瞬间。猎者弓弦拉满如满月，牦牛拼命逃窜，生动强化了人物与动物之间的动态张力。左下角，一骑手正引弓射杀飞奔的鹿。紧邻狩猎场景的右下角，一支驼队徐徐前行，驼前有三骑引路，驼后有一骑随行，队员皆赭色涂面，或穿窄袖翻领长袍、或着圆领长袍，腰系革带，衣领处用色彩艳丽的纹锦镶边，腰间佩戴箭囊，前后相继，骆驼满载货物。面对驼队，两名男子双手拢于胸前，似正躬身迎候。紧邻驼队右侧，是以穹庐毡帐为中心的宴饮画面，毡帐顶部开有喇叭形气孔，帐内一对男女举杯对坐而饮，二人皆赭色涂面，身穿翻领左衽长袍，腰系饰有联珠纹的革带，衣领处镶着色彩艳丽的纹锦，男子头戴塔式高冠，女子头戴方巾，长发不结辫，自然垂于脑后及两耳两侧。毡帐前左侧，隐约可见十二名男子正举杯欢饮，热闹气氛跃然眼前。

青海省博物馆馆藏的两块侧板上，环状联珠纹内绘有十二生肖，这是汉文化融入棺板画的鲜明印记。孙杰介绍，十二生肖题材最早可追溯至中原汉地，将十二生肖与丧葬明器相结合的传统始于南北朝时期，隋至初唐仅见于两湖、四川等地区，盛唐时期才开始在中原地区流行。由此推断，彩绘木棺板画上的十二生肖题材，应是受到了中原汉地的影响。但与中原汉地隋、唐墓葬中多以十二生肖俑或模印于墓室内砌壁砖上的表现手法不同，海西地区发现的十二生肖形象多彩绘于木棺之上。

除上述青海省博物馆馆藏木棺板画的十二生肖外，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也收藏有一块据称采集自海西州都兰县的彩绘木棺侧板，该侧板呈左宽右窄的梯形，以红色为背景底色，上绘四个联珠纹圆圈，圈内以黄色为底，再绘十二生肖形象，联珠纹圆圈之间饰有桃形忍冬纹。正对观者的左侧第一个圆圈内生肖形象模糊难辨，从第二个开始依次为鼠、龙、蛇……

孙杰介绍，青海出土或发现的彩绘棺板画，构图与题材虽各有侧重，但题材选择始终围绕 “马上射猎”“穹庐宴饮”“客射牦牛”“男女合欢”“马队出行”“驼运货物”等核心主题，构图上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其典型特征，是画面多分为上、中、下三层，以远处起伏的山丘为背景，围绕穹庐毡帐铺陈展开。

从农耕犁铧到游牧毡帐，从丝路驼铃到丧葬灵帐，发现或出土于青海的这些彩绘木棺板画，每一块棺板都是文明交融的生动见证，每一幅画面都是千年生活的“活态史诗”，为我们理解古代青海的社会结构、文化信仰与对外交流，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视觉证据。

多元文化交融的“立体图景”

海西州出土的彩绘棺板画，并非某一个民族的文化独作，而是羌、鲜卑、吐蕃等古老民族在高原上繁衍生息时共同参与，又吸附了中原汉地、西域乃至波斯、粟特文明养分的多文化集合体。

作为丝绸之路青海道的核心枢纽，海西地区因四方通达的地理格局，自古就是民族迁徙的天然廊道、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更是不同文明交汇的“缓冲带”与“融合器”。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黄培培介绍：“青海棺板画的出土地点集中于海西州都兰县、德令哈市、乌兰县，像德令哈郭里木乡夏塔图墓葬、都兰热水墓群、乌兰泉沟墓等核心出土地，连成的带状区域恰好勾勒出丝绸之路青海道（吐谷浑道）的主干线轮廓。”

独特的地理格局，自古就让这里成为各民族迁徙、汇聚的天然舞台。历史的长河，为这幅交融画卷逐层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印记，每个民族都在其中留下了鲜明的文化痕迹。早在先秦时期，羌人便在青海高原扎下根脉，其自然崇拜信仰，成为棺板画中畜牧、祭祀题材的文化底色。随后，月氏、匈奴的迁徙为这幅画卷注入了北方游牧文化的鲜活元素，也让画面多了几分豪放气息。

公元4世纪末，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部西迁建立吐谷浑王国，成为多元文化整合的关键推手。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馆馆藏的棺板画中，画面中人物“剪发垂项”，身着“小袖短袍”的鲜卑服饰，操作着中原传入的二牛抬杠单辕直辕犁，正是吐谷浑整合羌人游牧经验、中原农耕技术与自身文化传统的直接体现，也让海西地区甚至青海高原多文化交融的脉络愈发清晰。

公元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后，并未摒弃此前的文化积淀，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进行整合与升华，进一步丰富了棺板画的多元属性。考古工作者以郭里木乡夏塔图出土的彩绘棺板为样本分析：画面中人物“赭面涂红、头戴绳圈冠”是典型的吐蕃特征，但个别人物仍保留着典型的鲜卑式“垂裙皂帽”；宴饮场景中，来自西域的胡瓶与高足杯同案陈列，人物袍服领袖的联珠纹更是萨珊波斯与粟特艺术的标志性符号。吐蕃没有将前代文化元素排除在外，而是将其与自身文明基因完美融合，让这幅多元交融的立体图景最终成型，尽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厚重质感。

基于对棺板画与出土实物的比对研究，黄培培副馆长进一步介绍：“一些棺板画中同时出现了身着不同服饰、从事不同生计（游牧、农耕、商业）、信奉不同宗教的人群，画面和谐而传神。棺板画以直观的图像告诉我们，青海这片土地自古便是多民族共同开发、共同生活的家园。”

多民族除在本土深度交融之外，丝绸之路青海道更以开放的姿态，成为连接中原、西域乃至中亚、波斯的文明纽带。正是通过丝绸之路青海道，中原的四神（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信仰、十二生肖观念，中亚的联珠纹饰、波斯织锦、粟特金银器，以及可能源自粟特地区的艺术主题，才得以传入海西。这些元素融入本地民族的棺板装饰艺术，造就了海西棺板画的独特风貌。而棺板画中频繁出现的商队、满载货物的驼群、身着异域服饰的胡商，与出土的中原丝绸、中亚粟特金银器、波斯锦等实物交相辉映。这种“图文互证”，生动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作为中西贸易干线的繁荣，也直观展现了不同文明在此的深度互动。

守护与新生

青海海西州彩绘木棺板画，是丝绸之路青海道上凝固的文明印记。然而，这份珍贵遗产自重见天日起，便深陷保护困境：因出土环境的骤然变化陷入颜料失稳危机；后又出现因环境剧变，导致的颜料粉化脱落、线条模糊漫漶等病害问题。部分棺板画历经十余年侵蚀，原初面貌几不可辨，研究者仅能凭借微弱的底色痕迹推测画面内容，珍贵历史信息面临湮灭风险。

考古信息的缺失，也进一步制约着青海棺板画的保护与研究。目前已发现的海西棺板画，多为采集或征集所得，基本脱离了原始墓葬结构。木棺出土时往往散乱，棺盖、侧板、前后挡的原始配置关系被打乱，这为后续彩绘棺板画的研究带来了不少的困难。

即便面临重重困难，青海考古人也没有放弃对这份遗产的珍视与抢救。2018年，青海省博物馆对省内多个文博单位收藏的彩绘木棺板画进行了统计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部分棺板画进行了拍照、线描、临摹，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文物出土时的原始状态”。

2019年，这份工作的核心成果——《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正式出版，成为青海棺板画研究的里程碑。“青海棺板画来源分散，资料零散、保存不佳。学术界虽有研究，但缺乏全面系统的权威资料集。该书的出版首次汇集、定名、断代并高清记录重要棺板画，建立图像档案，为后续研究提供基准资料。在此之前，棺板画研究多依赖于个别墓葬的简报或学者的临摹线图。该书通过提供高清彩版、矢量线描图和多角度细节照片，为学者进行准确的图像分析、风格比较和文化源流考证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旨在将棺板画研究从以图证史的初步阶段，推向更深入的图像史学研究层面。”黄培培副馆长说。

彩绘木棺板画的保护任重而道远，可喜的是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这方面也有了很好的突破。2021年，在青海省文物局组织协调、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技术支持下，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珍藏的郭里木彩绘木棺板画保护修复项目正式启动。

项目对出土于德令哈市郭里木墓地的5块棺板画进行了系统修复。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出土文物保护部主任高志伟介绍：“由于郭里木棺板画出土时间较长，保存状况不佳，呈现彩绘颜料脱落、胎体变形等病害，且画面表层被沙土覆盖，影响视觉效果。为了保护这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利用两年时间，全程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可识别、可再处理’的原则，从清理框架搭建、工作区域划分，到画面加固、矫形粘接、修复，每一步都以科学数据为支撑，最终实现‘远看一致、近观有别’的理想效果。修复后的棺板画最大程度恢复了历史原貌。”

在修复过程中，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保人员依托科学检测数据支撑，对棺板画的材质、颜料成分及制作工艺有了全面的认识。保护修复人员通过微观显微分析确定棺板木材树种，用红外光谱、衍射分析仪检测出木板降解程度，依托扫描电镜能谱分析、X射线衍射、拉曼光谱等技术，检出各类矿物颜料的主要成分。更以热裂解气相色谱确认颜料胶结物为动物胶，为修复材料选择奠定科学基础。依据生漆的材料特性与可逆性原则，选用生漆作为棺板黏接剂，画面局部复原时严格采用与古代相同的矿物颜料，借助红外照相技术获取的数字化信息完成画面摹搨与复原，让模糊内容清晰呈现……2024年初，郭里木棺板画修复项目通过青海省文物局专家验收，标志着这批珍贵遗存正式重获新生。修复完成的郭里木棺板画，不仅填补了吐蕃时期美术考古与丝路文化研究的空白，更成为西北干燥地区木质彩绘文物保护的典范。

拂去尘埃，光华再现；穿越千年，印证历史。青海棺板画作为高原文化瑰宝，是青海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基因，深蕴其中的文明交融密码，不仅是青海文化建设与民族团结的底色，更是讲述“中国故事·青海篇”的重要载体，将为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本版图片由青海省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