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李传玺  李  楠

　　近读王涵口述的《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中间写到“建国瓷”的设计烧制的时间。笔者依据有关日记和回忆再作考证解读。

　　一

　　王逊是著名的美术史家，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创建者，曾跟随邓以蛰研究中国美术史。开国大典前，国旗国歌都已确定，国徽根据毛泽东要求重新设计，于是清华大学以林徽因为首组成了一个团队加入设计行列中来，随之他们拿出了“玉璧”形方案，王逊就是这个团队成员。抗战胜利后，从西南大后方“复员”，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先住在清华大学新林院八号，王逊先是被聘南开大学，1949年7月调往清华大学，住在新林院七号，两家是邻居，王逊和梁思成、林徽因此时都在帮助推动北平特种手工艺产品的恢复生产，林徽因后来专注于景泰蓝新产品的创制，王逊根据中央要求重点转到“建国瓷”的创制。

　　“建国瓷”是郭沫若向周恩来提议的。1949年3月29日下午，郭沫若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法国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4月17日到达捷克首都布拉格。由于法国拒绝发给入境签证，19日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筹委会宣布，法国政府拒绝发给入境签证的各国代表在布拉格同步举行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大会结束后，29日，郭沫若率团乘机抵达莫斯科，参加完一系列活动后，5月10日率团从苏联返回，13日回到国内。6月4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出席巴黎——布拉格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报告书》。参加会议期间，郭沫若发现这些国家的国宴用瓷都是本国自产，回来后向周恩来提出建议：“中国是瓷器之国，新中国成立后，就应鲜明地表现新中国的岁月，应该把历史上好的经验总结出来，创制新中国的国家用瓷和国家礼品瓷。”周恩来接受了建议，于是“建国瓷”被提了出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此项任务就交给了轻工业部。

　　但是，关于“建国瓷”设计的时间却出现了分歧，分为1950年与1952年两个年份。

　　认为是1950年的有李津勋、祝重寿及景德镇方面。李津勋是高庄夫人，高庄是国徽最后塑形者，也是最初“玉璧”形国徽设计方案的参与者，曾和王逊一同住在新林院七号。李津勋回忆：“1950年2月，轻工业部召集有关部门代表和各方面的专家座谈，商讨烧制建国瓷。”《景德镇陶瓷大学校史》记载：“1950年，轻工业部于元月召开‘建国瓷’座谈会，汪校长（注：指汪璠）应邀出席。会后轻工业部在景德镇成立‘建国瓷’工作组，办公地点设在陶专，派专家李国桢、张福康、祝大年来景。”祝重寿是祝大年之子，他回忆说：“1950年祝大年应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之邀来京，负责轻工业部陶瓷工作，同时兼任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系主任、副教授。”

　　认为是1952年的有张守智等人，依据是轻工业部1952年8月19日委托中央美院担任“建国瓷”设计的函件（《52轻字第4853号函》）。

　　二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黄炎培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既然是轻工业部在负责此事，这里来看看黄炎培日记的有关记载。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但政务院及各部委并没有随之组成。11日晚，周恩来赴黄炎培家中与之长谈，劝其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针对黄炎培的犹豫，周恩来劝道：“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再次来到黄炎培家，黄炎培答应担任公职。1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座谈会，协商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名单。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任命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和正副总参谋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正副秘书长及其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黄炎培和董必武、陈云、郭沫若等人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同时黄炎培被任命为轻工业部部长。11月18日，政务院第六次会议，研究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周恩来指出，工作中心是恢复生产，凡对恢复生产有利的都要尽量发展。在城市，重点在恢复工业生产。1950年1月1日，下午四时，黄炎培与杨卫玉、龚饮冰、王新元三副部长会商人事问题；3日，一大早即到部办公，九时出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提出1950年轻工业部工作计划。手工艺品生产与陶瓷工业特别是“建国瓷”开始在黄炎培日记里出现。

　　1月14日，“到部办公，共艾志诚商陶瓷工业进行办法。”18日，“共三位副部长会商部务：纸张会议结束问题，陶瓷座谈会筹备问题。”23日，到部办公，“景德镇瓷业代表汪、崔二君来”。2月3日，“陶瓷座谈会……到者徐悲鸿、凌其峻、沈士庄等诸专家，商谈建国瓷问题（下半天商工业瓷问题）。”这是“建国瓷”首次在黄炎培日记里出现。由此日记可看出，“建国瓷”成了陶瓷工业生产的重头戏。24日，“晨，偕艾志诚访艺专校长徐悲鸿。”由此，黄炎培拿出了“建国瓷”生产方案，3月31日，“到部办公。草关于建国瓷问题进行方案。”这句话表明黄炎培对“建国瓷”的重视，亲自起草方案，因为它代表着新中国成立后日用品方面国家的“形象”。

　　由此可说，李津勋等人的回忆基本是准确的。《景德镇陶瓷大学校史》的记载稍嫌笼统，汪璠来京是元月，座谈会是2月初。

　　三

　　在“建国瓷”设计生产方案形成及其后的生产过程中，梁思成、林徽因、王逊、高庄等人都贡献了重要意见。

　　据黄炎培日记记载，2月19日，大年初三下午，“至清华大学，访潘光旦南院十一号。问悉清华教学改革大概，赠以川沙县志，另一部赠清华图书馆。偕至新南院62号，访张奚若，（并）见吴泽霖，谈及建国瓷，为招梁思成，其夫人林徽因，皆研究美艺者。我语以建国瓷拟议办法，林力主纪念品须切于实用，才会普遍推行。”黄炎培的日记一般都记得相当简单，在此日记中，能对林徽因的观点记出，且标以“力主”，足见林徽因“力主”的观点给他的印象深刻和带来的启示。其后黄炎培提出手工业生产方针，“实用化”成了最主要的一条。1951年1月17日，他致信北京特种手工艺联合会并“转诸位出品家”，“对特种手工艺，愿提出一种新的方向：一、摆设品要变为实用品；二、高贵的出品，变为大众化”。

　　1951年底，轻工业部以清宫御用瓷为范式拿出了一些样品，1952年2月，邀请专家在北京饭店进行评审。会上，梁思成、林徽因、高庄、王逊、李宗津、莫宗江等清华同人对这些样品提出批评，他们强调：“过去有的错误观念，即以五（颜）六色拼排一堆为美观。做工以繁琐、纤细为上品；选择清代这类瓷器为范式，即是这一观念的表现。殊不知此种清代瓷器是没有特殊性格的、是集杂乱因袭的大成……无批判的接受遗产，无创作的表现时代，均将成为浪费，而徒然玷污历史。所以建国瓷的制造，决不能采取目前的方式进行，必须另觅途径。根据新民主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方向，和国内外人民大众的具体要求，建国瓷的设计制作首先须明确下列四要点：1.省工；2.省料；3.好用——结实、好洗、使用方便；4.好看——造型、色彩单纯、自然、朴素、谐调和壮健。”中央领导和轻工业部对这些意见很重视。于是轻工业部致函中央美院请他们担任设计，并根据这些意见提出了设计原则：民族形式（能代表新中国的蓬勃气象，发扬创造出新的民族精神和风格）；大众适用；科学方法（美观耐用，易于制造，合乎经济原则，可能大量生产）。随之又成立了“建国瓷设计委员会”，聘请郑振铎、徐悲鸿、江丰、张仃、章元善、蔡若虹、梁思成、张光宇、徐振鹏、王秀峰、雷圭元、齐燕铭、尹佐庭、庞薰琹、张正宇、林徽因、王逊、叶麟趾、吴劳、郑可、祝大年、高庄、梅健鹰、陈万里、沈从文、钟灵26人为委员。王逊、高庄由此也被调往中央美院。

　　1950年初，“建国瓷”设计任务开始实施，1952年设计工作开始完善提高。1953年新设计稿通过领导审定交由景德镇进行生产。从此，“建国瓷”成为国宴用器，人民大会堂建成后，也成为其正式餐具，也带动了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