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 宋丽珏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19世纪中叶，英国汉学家理雅各把《论语·为政篇》中著名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刊行序言里，他坦承“德”与“礼”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英文词，只能“暂用virtue与propriety，冀望后人修正”。一句“冀望后人”，不经意间拉开了一场持续一百多年的概念拉锯，中国礼法传统中最具制度分量的“德”“礼”“政”“刑”，究竟应怎样向外言说？今日回看，这场拉锯的意义远超翻译技术。西语世界对中华法系的想象，很大程度上被这几个关键词的译名框定。要在国际学术与政策场域讲述“中国式法治”，必须先清算这段语词旧账，让概念回到制度本身。

　　经典译本中对于规范二元体系论的误读

　　“德”与“礼”同“政”与“刑”相辅相成，构成了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规范二元体系。这一理论不仅是理解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与法律传统的核心钥匙，也是当代中国规范体系深层心理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然而，西方学界在解读这一体系时，往往陷入“规范二元对立”的认知误区。受其自身法律文化中“道德与法律分野”“宗教与世俗分离”思维定式的影响，不少学者将“德”“礼”简单等同于非制度化的私人道德或礼仪习俗，而将“政”“刑”视为纯粹的国家强制性法律规范，割裂了二者之间有机统一的互动关系。理雅各当年对“德”“礼”的译名选择，以“virtue”对应“德”、“propriety”对应“礼”，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种误读。“virtue”一词侧重个体内在的道德品质，难以承载“德”作为治国理政核心理念的制度性重量，而“propriety”则偏向日常行为的礼貌得体，弱化了“礼”作为社会秩序基本准则的刚性约束功能。与之相对，“政”与“刑”的英译又易被解读为脱离价值指引的工具性权力运作，忽略了它们以“德”“礼”为价值根基的本质属性。 　　事实上，中华法系中的“德”“礼”“政”“刑”并非两组孤立的规范集合，而是相互渗透、动态平衡的整体：“德”“礼”为“政”“刑”提供正当性依据，确保政令刑罚不偏离“仁政”与“正义”的价值方向。“政”“刑”则为“德”“礼”的推行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外在约束促使社会成员将道德礼仪内化为自觉行为。这种“礼法合治”的二元互补模式，既区别于西方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对立架构，也不同于现代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清晰边界，是中华法系独有的治理智慧体现。即便在当代中国，这种深层结构仍在发挥作用。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法治建设的引领作用，基层治理中“德治、法治”的融合实践，都是传统规范体系在现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因此，打破西方学界的二元对立误读，还原“德”“礼”“政”“刑”体系的互补本质，是准确对外传播中华法系特质、构建中国式法治叙事话语的重要前提。

“德”“礼”“政”“刑”的英译难题

　　“德”最早进入西方译介的视野，自理雅各之后，“virtue”几乎成为其约定俗成的固定译法。然而“virtue”与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德”字含义有差异。中国文化中“德”核心指向公共正当性，是君王之“德”，亦是治国理政之“德”，“以德配天”乃政权的准入资格。一旦意义错位，中国思想史里最具政治哲学色彩的“德”，便被悄然归入伦理学的“抽屉”，难以与合法性（legitimacy）展开深度对话。故此，主流翻译版本中对“德”英译的处理均不尽理想，没有把深刻的中华文明核心理念表达清楚，而是桎梏在西方核心价值观“virtue”的语义之下。 　　“礼”的命运，则更显曲折。《荀子·王霸》中有云：“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礼”不仅作为社会行为的规范，而且在国家治理和制度构建中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它既是社会秩序的外在表现，也是内在道德规范的体现，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具有深远影响。因此，“礼”在儒家思想中不仅是社会机能的调节器，更是国家法制和道德准则的基石。20世纪初，亚瑟·韦利将其改译为“ritual”，用词虽简洁，却意外牵带出英语世界长久以来附着其上的贬义色彩。事实上，“ritual”所含的“祭奠、仪式”常带有贬义色彩，于是“礼治”顺理成章地被贴上了前现代“仪式政治”的标签，与现代法治形同水火。 　　“政”与“刑”则像两面翻飞的硬币。理雅各的译本将“道之以政”中的“政”译为“laws”，这一选择反映了他对儒家思想中“为政”的理解，更侧重“政”的制度性与强制性。辜鸿铭的译本将“政”字翻译为“govern，by law”，虽与理雅各的翻译处理相近，却具有本质差异。理雅各作为传教士学者，以客观呈现儒家原义为目标，将“政”与“laws”对译是基于训诂学考据。而辜鸿铭作为中国文化的捍卫者，择词服务于哲学论辩，他试图通过翻译重构儒家现代性。将“政”译为“laws”，并非简单接受西方术语，而是利用这一概念反向解构西方现代性的局限。 　　后续亚瑟·韦利将“政”译为“regulations”，亦绝非简单的语义对应，而是基于词源考据、政治语境与哲学思辨的深度选择。这一译法既保留了“政”作为治理工具的原始意象（以规则正民），又将其纳入20世纪西方对“规则治理”（rule by regulation）的反思框架中，揭示了儒家思想与现代规制理论的潜在对话空间。 　　但当亚瑟·韦利将《论语·为政篇》中的“政”译为“regulations”（规章），或辜鸿铭选择“laws”（法律）时，他们捕捉到了“政”的制度强制性，却忽略了其与“正”的内在伦理关联。这种片面性源于西方政治哲学中“politics”与“law”的语义分野，与汉语“政”的复合性形成根本错位。 　　后续刘殿爵将“政”译为“ethics”，直指“政者，正也”的核心，强调政治的道德本质。但这一译本的处理，有过度伦理化之嫌，因此可能遮蔽“政”的权力实践维度。同时，“ethics”在西方语境中偏向个人道德，难以涵盖儒家“修己安人”的政治整体性。可见，刘殿爵的“ethics”与亚瑟·韦利的“regulations”构成两极。前者消解“政”的强制力而凸显道德理想，后者弱化伦理属性而强调规则理性。而穆勒·查尔斯对“govern，legalistically”的语义选择强调，儒家与法家的政治哲学分野，将“政”从一般行政指令升格为成文法的制度性管控。通过强化“legalistically”与“virtue”（德）的二元对立，穆勒在目标语中构建了伦理政治学的典型冲突模型，便于西方读者在自身语境中理解儒家治理观。显而易见，译名之杂，几乎找不到同一方向的两次“投掷”。 　　“刑”多数时候被简单复数化译为“punishments”，偶尔升级成“penal law”。“punishment(s)”作为“刑”的主流译本，两者实则存在语义范畴上的显著差异。“punishment(s)”的定义和应用主要集中在对违法行为的即时制裁和事后纠正上，其核心在于报复性和威慑性，而非制度性、预防性和伦理中介属性。“punishment(s)”也常与个人行为后果关联，而《论语》中的“刑”更偏向社会治理层面的制度设计。“punishment(s)”无法体现制度性与道德性的张力。 　　这不是唯一的误译，亚瑟·韦利将“刑”译作“chastisements”，两者的词源与宗教色彩限制的差异巨大，难以对译。英文的“chastisement”常带有道德训诫或宗教规训的意味。然而，儒家思想中的“刑”并非基于宗教权威，而是基于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若译为“chastisement”，易混淆儒家世俗伦理与西方宗教伦理的差异。 　　此后，安乐哲等将“刑”译为“penal law”，但这种译法同样容易引起混淆。英文的“penal law”主要指代现代刑罚体系，但《论语》中的“刑”显然是前法典化时代的治理概念，《论语·为政篇》的“刑”更接近“刑罚措施”，而非“刑法典”。故此，该译本易造成时代误植，将古代法律体系的理解投射到古代语境。与此同时，“penal law”的翻译易与儒家具有本质性区别的法家思想相互混淆。于是，中华法系“德主刑辅”的温和面貌，在英语叙述里被悄悄改写成“法家重刑”的东方注脚。

“正名”与“共议”

　　要让礼法传统真正“走出去”，须让译名既保留异质，又可被对方的概念生态消化。宜采取两步走，先“正名”，再“共议”。 　　“正名”阶段，采用“音译＋汉字＋极简功能释义”三行格式，把制度含义一次性固定。这样既保留文化他者感，又提供可对接的功能描述，还可避免英译过程中带来的意义塌方。“共议”阶段，则在西语学术界主动设置议题，把“德”与legitimacy对话、“礼”与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比较、“刑”与restorative justice并置，让西方学者在熟悉的话语框架里体验到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英译修正不是简单的词语替换，而是把被误读的制度文明重新擦亮，让“德主刑辅”作为可与法治（Rule of Law）并置对话的另一种治理经验。概念一旦获得清晰、稳定、可争辩的译名，中华法系就能真正走出汉学窄巷，进入全球法治思想的市场，与诸文明互竞互鉴。再读《论语》“有耻且格”，外国读者便会将其视作东方语境下对“合法性、规范性、强制性”三者平衡的独特表达，进而在自身的知识体系中为其找到恰当的定位，这亦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终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