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张  谨

　　今天是周恩来总理逝世50周年纪念日。本版策划组织两篇文章，聚焦周恩来在历史关键时期的卓越贡献：在抗战危局中力挽狂澜，以智慧与胆魄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奠定基石；在新中国建设初期，以战略家的远见，亲自关怀、鼎力支持以钱学森为代表的顶尖科学家，为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奠基与腾飞注入力量。以此纪念，敬请关注。

　　1935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在陕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内形势的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内达成了共识。但要在外部实现突破、达成一致，启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则是一个艰巨复杂的过程。周恩来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开始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逐步把主要精力投向没有硝烟但更具挑战性的全新战场，以宽广的胸怀、过人的胆识、超凡的韧劲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不可替代的卓越功勋。

　　延安秘晤 西北联合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北是起点，西北大联合是首要任务。东北军是当时“围剿”陕甘根据地的敌军主力。张学良身为国民党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是东北军的首领，自九一八事变后屡遭挫折和冷遇，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确把握这一态势，瓦窑堡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书记。联合东北军的工作开始摆上议事日程并逐步走向深入。

　　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的一个教堂举行秘密会谈。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结束。他们谈得很坦率，也很融洽。东北情结和师出同门，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会谈中，张学良介绍了自身的处境，表明与红军减少摩擦、加强秘密交往以及支持抗日的态度，还分析了蒋介石对待抗战的各种可能，主张自己在里边劝，共产党在外边逼，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表示愿把这些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出答复。

　　这是一次打开缺口的历史性会谈。自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腥屠杀，对工农红军这支革命队伍进行了长达近十年的毁灭性围剿。此次周恩来的延安之行与张学良的秘密会晤是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核心领导成员与国民党地方高级将领的首次对话，它有助于陕甘宁根据地的巩固，有助于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渗透与分化，有助于对抗战积极力量的影响与争取。同时，这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会谈。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员与陕西地方实力派首领、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进行密切接触，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1936年初，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曾在洛川与张学良进行过多次会谈，张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还强调抗日必须联蒋。周恩来在这一关键时刻出场，为西北联合铺平了道路，也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情感基础和思想准备。

　　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后，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1936年9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报告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对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北军工作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赞他是“很好的模范”，说“党的整个工作部署应该相应地改变，现在应改为把联合战线的扩大放在第一位”。

　　旧谊为媒 千里传书

　　1936年4月，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从5月中旬到9月下旬以南开师生、觉悟社社友、黄埔袍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旧谊为纽带，先后发出数封信函。这些信函，通过特殊的渠道展开柔性攻势，在舆论上赢得先机、争得主动权。

　　给南开校长、老师和觉悟社社友的信函，语气温和，充满期待。1936年5月15日，在同一天，周恩来先后致信张伯苓、时子周和谌小岑。周恩来于1913年9月至1917年9月，在天津南开学校就读，校长张伯苓对周恩来赏识有加，在学业、生活等方面给予了很多的关心与照顾。近20年过去，这段经历让周恩来一直铭记在心。信的开头他就表达了师恩难忘的心情，“不亲先生教益，垂念载矣”，阐明共产党人的主张，“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恳求张伯苓“请一言为天下先”。时子周于五四运动期间投身爱国运动，因参加请愿被捕，与周恩来一同被拘于天津检察厅看守所，一起度过了近半年的牢狱生涯。师生情谊，“铁窗同伴”，带着这份特殊情感，周恩来致信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的时子周，落笔即言，“相别十五六载，每忆‘五四’洪潮，想见先生风采”，并坚信“先生‘五四’先导，念年奔走，未望暴日，来所弥信”。希望时子周能借助自己的身份，在华北广为宣传“联合各界”“救亡图存”的宗旨，以“求得抗日战线迅谋建立”。谌小岑于五四期间参加周恩来发起成立的天津进步团体觉悟社，并作为首批骨干成员与周恩来有密切交往。时任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劳工科科长，受上司之托设法“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周恩来通过中共联络员了解情况后致信谌小岑，开篇就是一声慨叹“别来十五六年，几如隔世”，为老友“为国奔走，爽健犹昔，私衷兴慰”。

　　给当时负责“围剿”西北红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信函，言辞犀利，开诚布公。周恩来与陈诚、汤恩伯都有在黄埔军校任职、共事的经历，与胡宗南还是师生关系，彼此毫不陌生，甚至知根知底。1936年9月，周恩来致信“十年‘剿共’，南北奔驰”的胡宗南，劝其认清形势，告之“我三个方面军已联成一气，所求者又在北上抗日”，不要重蹈“包座之战”覆辙。信中奉劝作为“均为有民族血性者，又同与于大革命之役”“当今大难，应一切以救亡为前提，共矢御侮真诚”。在给陈诚、汤恩伯的信中，开宗明义，明确告知“红军自去岁北上，即志在迅赴抗日前线”，揭露日寇的野心，痛陈内战的危害，“吾侪今日之战，已成鹬蚌，再不停止，必将自焚”，承诺“若贵军及其他国军一旦开赴前敌，苏维埃与红军必誓以全力相助”，厉声疾呼“同仇御侮，共谋民族出路”。

　　给国民党秘密谈判代表及当权者的信函，义正词严，申明大义。1935年8月，周恩来致信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广州市市长、与中共谈判代表曾养甫，信中坦言“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真诚表达“亟与贵方代表进行具体谈判”的意愿，发出邀请“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9月，周恩来致信国民党“中枢”人物陈果夫、陈立夫，忆及“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感慨万千，希望他们在蒋介石面前“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现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同月，周恩来致信蒋介石本人，陈述危难局势，“日本大盗已攫取我半壁山河，今日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申明共产党人的立场主张，“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敦促其回心转意，“从过去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战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

　　西安调停 多方斡旋

　　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均遭拒绝。12月12日晨，张学良、杨虎城按照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爆发后，当夜张学良立即电告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到张处协商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

　　西安事变的发生十分突然，善后的处理既涉及蒋介石的处置等极端要害、极度敏感的问题，又关乎是停止内战还是加剧纷争、攸关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在局势不明、事态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匆匆赶赴西安，闯进了巨大政治风暴的中心，这无疑对他的政治智慧和胆识勇气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周恩来到达西安当晚，就与张学良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在倾听介绍、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透彻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式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为争取好的前途，力主说服蒋介石，表示他只要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还拥护他做全国的领袖。周恩来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第二天，周恩来拜会杨虎城，介绍了与张学良谈话的经过和主要内容。针对杨虎城对蒋介石心存疑虑，周恩来循循善诱，从国内形势到国际大局加以综合分析，表明促使蒋介石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蒋介石是否会报复，周恩来启发说，这不完全取决于蒋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介石即使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听了周恩来意见后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敬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现在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在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一致意见后，周恩来先后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代表进行了个别接触和三方谈判。在初步接触时，周恩来就表示：“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服从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在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时，他首先提出了中共和红军有关“停战”“停止剿共”“改组南京政府”等六项主张，要求蒋介石接受并保证执行。周恩来鞭辟入里的阐述，有理有节的要求，令对方无可推辞。宋美龄明确表示停止内战，说：“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她和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都给予了明确承诺。在面见蒋介石时，周恩来顾念旧情，委婉而义正词严地奉劝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明察秋毫，针对各方面暴露出来的对立情绪，及时做好细致的工作，排除干扰，全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良好氛围。

　　在蒋介石作出口头承诺后，张学良意气用事，于12月25日下午自行决定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到南京即遭软禁并被判处徒刑。张学良被扣，蒋介石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分化，东北军的群龙无首与内部纷争，使得局势急转直下，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一触即发。在这风云突变的危急时刻，周恩来身处如火药桶一般的西安，临危不惧，主动应对，通过夜以继日、艰苦卓绝的工作，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稳定了局势，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得到巩固。周恩来主动出谋划策，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准备挑起内战的阴谋。亲自致信张学良、蒋介石，表明红军的态度，重申和平、抗战的一贯方针。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胆识，平息东北军内部的恶性争端。

　　四地转战 五轮交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合作谈判出现了曙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条件。周恩来义无反顾地担起了同国民党正式谈判的使命，而在他的谈判生涯中，与国民党的这次谈判无疑是最为艰难、最为煎熬的。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取得合法地位，红军的力量还十分弱小，与占主导地位且有着长期反共经验的国民党统治者进行谈判，艰巨性、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从1937年2月开始，周恩来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五轮谈判，历时达7个月。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将杰出政治家的卓越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谈判过程中，身处斗争一线的周恩来，始终遵循中共中央所作出的总体决策和指导方针，遇到重大情况及时请示汇报，提出主要意见。谈判出现重大转折或是严重分歧时，多次不辞辛劳，千里迢迢返回延安，面对面交流情况，听取中共中央集体讨论的意见。西安谈判中，周恩来起草的“三八协议”受到国民党修改案的阻挠。他当即电告中共中央，很快得到指导性的回复意见：“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态，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3月下旬，在杭州与蒋介石直接会谈结束后，立即经西安返回延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杭州谈判情况，研究会商下一步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相关报告，正确说明了抗日和民主运动的关系，对制定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等问题作了前瞻性说明。

　　周恩来亲身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对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问题有深切的感悟。在中共中央讨论民族统一战线纲领时，周恩来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可以加入，保存独立性”。对谈判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谈判的内容就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西安谈判中，发现“三八协议”被国民党代表作重大修改，其核心要义是红军改编后，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即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周恩来清醒地看到：“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他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强调坚持政治立场的重要性。中央书记处于3月12日复电指出，国民党谈判代表所作出的修改“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庸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与蒋介石直接会谈时，周恩来鲜明提出绝不能容忍“投降”“改编”的污蔑，断然拒绝“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无理要求。在庐山会谈中，对于蒋介石就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问题所作出的蛮横要求，周恩来严正表示：我党绝不能接受。

　　周恩来在谈判中，审时度势，在坚守底线、坚持核心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以灵活的策略应对复杂的局面，以适度的妥协让步寻求局部的突破，掌握全局的主动权。杭州谈判后，周恩来根据3月下旬与蒋介石会谈达成的意见，起草了《民族统一纲领（草案）》。6月的庐山会谈，蒋介石出尔反尔，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推翻了在国共合作具体问题上之前所作出的许多承诺。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与中央书记处同志共同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为了顾全大局，大家准备就此问题作出让步，并提出了新方案，尽可能照顾蒋介石的要求，为继续谈判扫除障碍。南京谈判期间，蒋介石派代表约见周恩来，对他7月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周恩来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

　　随着“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久拖不决的状况得到改变，国民党通讯社于9月2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