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据显示，2025年前11个月，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已达1.08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59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就中欧贸易关系而言，2024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304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5万亿元）；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累计达3100亿美元，可见中国对欧贸易顺差占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约1/3。基于此，欧盟相当不满。12月1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呼吁要“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如何降低欧盟对华逆差，已成为中欧经贸关系重要议题。本文就如何看待及解决中欧贸易所谓“失衡”问题做些分析。

关于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些错误看法

不少欧洲人认为，中欧贸易失衡的主要根源在中国一方，理由如下：

第一，产能过剩论。据此理论，欧洲认为中国市场生产了远超中国市场所需产品，大量本不应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被迫转销欧洲等国外市场，造成中欧贸易失衡。然而，古往今来，一国所产商品超过本国市场需求屡见不鲜。全球化时代，一国所产商品也本不完全只针对本国消费市场（如在巴伐利亚生产的宝马汽车并不只供给德国本土），为何中国所生产的全球性产品被斥之为产能过剩？欧美举出如下理由：

一是中国太过“内卷”，导致大量“冗余”商品产出，最终只能行销国外，造成“内卷”外化；二是国内储蓄率过高，百姓实际消费水平有待提高；三是工资水平偏低，损害国内市场消费能力；四是人民币兑美元偏低，促使对欧出口增多，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无论企业“内卷”还是储蓄率过高等，大都非中国政府直接针对中国外贸而制定的某种单一政策，它更多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市场竞争自然演化的结果，或国家发展水平特定阶段的社会现状。这些非故意形成的后果可以被讨论，但不能被指责。实际上上述因素在中国长期存在，不能成为指责今天中国对欧贸易政策的理由。

而且基于世贸组织规则，本质上而言，“产能过剩”的概念仅适用于讨论国内市场而非国际市场，否则造成理论挪用不当，显得相当荒谬，因为很少存在国际贸易中“产能过剩”的问题。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有权基于本国禀赋优势进行生产与对外贸易，即使这一生产超越了本国需求即“产能过剩”。另外，若中国产品销往欧洲“过多”，也可以说是欧洲吸纳了过多中国之外国家的产品，或欧洲生产了过多产品（即欧洲本土产能过剩）而使中国输欧产品显得“冗余”。因此，所谓产能过剩论在解释中欧贸易“失衡”上超越了其适用范围。

第二，市场扭曲论。欧盟已两度（2017年和2024年）发布中国“市场扭曲”的报告。根据两份报告，欧盟将中国视作非市场经济体制，认为通过各级政府以行政和司法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造成中国产品价格低廉。欧盟认为，中国国企获得大量优惠生产资源，包括优惠厂房用地和生产性用水用电及各类其他国家补贴，民营企业从开工建厂到出口整个流程也得到了或多或少的政府支持。所有中国政府对企业的支持都被视作不当“补贴”的一部分。基于此，欧盟认定中国产品背后因大量中国补贴造成低价，在对欧出口市场形成不当竞争优势。然而，一方面，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已大幅降低一些行业的补贴措施；另一方面，政府补贴并不为国际规则所限制，欧盟及成员国也进行了大量生产性和消费领域的财政补贴。譬如，欧盟为保护欧洲农产品竞争力，对农民和农地使用了超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补贴；欧盟也对包括半导体和汽车制造企业实施补贴。最为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的补贴和欧美一样，重点用于初创企业扶持，而非为了广泛干预市场以降低产品价格，所谓中国“市场扭曲”本身存在偏见，由此造成输欧产品低价和冗余也就没有太多根据。

第三，低价倾销论。上述两点是从批评中国政府的角度去“揭露”中国输欧产品过剩的理由，而低价倾销论则是对中国企业的指责。中国同类产品价格在欧洲市场确实具有显著优势，欧洲认为这是中国企业试图以低价寻求在欧垄断地位。然而，即使他们看来在欧洲市场相当“低价”的商品，依然贵过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单个电动汽车的价格在欧盟施加因补贴调查造成的新关税之前，其价格约高于国内市场的2.5倍，遑论今日。多数出口到欧洲的同类产品尽管比欧洲同行要低，但比在中国市场要高。这表明，中国企业并没有运用低价来参与欧洲市场竞争。

第四，贸易转移论。欧洲人认为，由于美国对中国产品施加了新的高关税导致中国原本输往美国的产品转移到欧洲市场，造成更多中国商品的涌入。这一点可能有一定根据。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同样对欧洲绝大多数产品施加了新关税（20%）。在中国和欧盟都在对美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的情况下，中国产品对欧实施贸易转移，为何欧洲产品不对中国产品进行贸易转移？因此，贸易转移只是贸易失衡的现象或结果，而不是贸易失衡的原因，至少不是终极原因之一，如果它能预测和解释中国对欧产品输出增多，却不能预测和解释欧洲对华产品的同等趋势，它就难以成为一个充分的理由。

中国对欧贸易顺差因何而生？

显然中国不能对双边贸易“失衡”承担主要责任。所谓“失衡”的根源在于欧洲产品的竞争力不断下降，而中国产品竞争力及贸易优势在加大，这些并不来自政府补贴等出于“恶意”的政策手段或企业倾销等不当行为，而是出于以下原因。

第一，中国作为全产业链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就已通过牺牲农业为工业化铺路，初步奠定了现代工业化基础。改开后，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最早承接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许多产业在西方是利润稀薄的所谓“夕阳产业”或污染相当严重的落后产业。改开四十多年来，中国逐步从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工逐步走向资本密集型和智能制造阶段，如今已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按国别来说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产业类型，能生产从大头针到大飞机的所有工业品。作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大国，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约占全球30%，显然已不只是为本国而是为全球生产产品，故而谈论所谓中国“产能过剩”显得不仅荒谬而且无知。

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理所当然会获得贸易顺差地位，这是全球市场（包括欧盟市场在内）自然演化的结果，而非中国政府刻意推动。如果回顾20世纪早期美国作为全球最主要工业化国家，它也经历了长期的顺差地位，但这不是指责美国的理由。在这一国际分工中，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所有国家都获得并享用了中国所产的物美价廉商品。换言之，中国的顺差地位是国际产业分工的自然演化结果，各国在这一分工中获得相应利益与优势，包括欧洲企业获得在中国广泛投资获取利润的机会。

因此，在谈论中欧贸易失衡时，不能忽略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长期获取的利益。因此更为平衡的观点是：欧洲在中欧贸易失衡中也获取了大量的利益。何况在华欧企在推动中欧贸易失衡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们在华投资生产的大量产品又回流到了欧洲。

第二，中国发达且健全的软、硬基础设施。中国商品价格优势的另一大原因是中国建成了全球一流的基础设施，有效降低了产品成本。中国从经济起飞初期就非常重视道路和桥梁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商品的物流成本。另外，中国在能源开发方面也做出了巨大努力，目前已成为最先进的电力远距离传输国家，具有健全的多元化电力生产方式，包括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能力位居全球首位，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电力储备能力与设施建设也居世界前列。得益于中国在能源开发方面的努力，中国的电力成本较之欧美要低廉许多，大幅降低了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

另外，中国在国民教育方面做出了长期努力，使中国具备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方式（包括自动化机器的运用）之一，大幅提升了中国企业生产效率，相应降低了生产成本。再者，得益于众多健全的软硬基础设施，众多而广泛的产业集群在多个地区形成，这些产业集群意味着完善的供应链，极大地缩减了产品生产周期，提升了产品竞争力。

因此，中国长期以来对多元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造就了今天中国生产商品的成本比欧洲同类产品更低，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的基础。

第三，勤奋和追求高效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塑造了“勤奋”“喜爱劳动”是值得鼓励的价值观。这与西方早期通过殖民和掠夺获取财富的传统相去甚远。至今，即使在工业化时代，勤奋依然是中国产业工人的特质（尤其对那些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而言）。这种勤奋很大程度上不是通过企业主激励或惩处达成的效果，而是企业个体因高效完成自身责任的荣誉感和通过辛勤劳动获取财富的信念鼓舞所致。

相比之下，欧洲产业工人在高福利制度滋养下，其效率相对要低得多。这无关中欧各自产业工人的人权状况，因为勤奋所涉及的是同样时间内的生产效率——是“磨洋工”还是认真处理自己工作，结果非常不同。也许中欧间工人权益制度的差异在其中发挥了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在同样人权制度和条件下，通常中国产业工人的勤奋程度依然会高出一筹，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产品生产的相对高效，而高效是产品竞争力重要决定因素。

第四，欧盟的“去风险”政策负面效应。出于莫名其妙的地缘政治竞争目的，欧洲对一些中国产品疑神疑鬼，也对与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充满疑虑。由此欧盟及其大部分成员国积极推动与中国市场的“去风险”措施，但结果是部分降低了在华企业的欧洲投资，一定程度可能有益于减少中国对欧产品的供应“冗余”，但实际上也阻断了具有优势的欧洲商品的对华输出，比如高端光刻机的出口，就此一项，就大幅降低了欧洲对华出口贸易量（大约10亿欧元）。长期以来，出于安全考虑，欧洲对华实行武器禁运和两用产品管控，也自行断绝了诸多对华出口的机会。换言之，中国所需而欧洲能提供的部分产品出于所谓安全考虑而禁止出口到中国，这是对华贸易逆差的主动放任，而非中国的责任。

中欧贸易“失衡”有解吗？

综上所述，中欧贸易失衡主要是全球产业特定分工形态及中国特殊禀赋优势所决定，而非中方对欧政策及追求顺差的动机所造成。从国际法来看，中方没有违背任何规则。欧方经常说中方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谋求自我利益，这或许是对中方的赞许，因为任何一个成员都会遵守并积极利用世贸组织规则来谋求自身合法利益以获得成功。

鉴于特定产业分工形态在中欧贸易“失衡”中发挥重要作用，完全消极看待贸易“失衡”并不正确。欧洲人在这一“失衡”中享用了中国生产的物美价廉的产品，节省了财政预算，排除了本土进行高污染生产治理的责任，并通过优惠的中间产品提升了欧洲制造品的全球竞争力。因此这一所谓“失衡”是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欧洲在此 “失衡”中也获得了相应利益，而中国付出了相应代价（包括曾经的高污染、过多的低附加值劳动和过多的美元外汇等）。从价值上而言，与其说这是“失衡”，不如说是一种微妙的得失间的“平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贸易“失衡”特指货物贸易，但中国对欧服务贸易处于逆差地位，综合而言，这降低了欧盟对华贸易的“逆差”程度。

设若欧洲一定要减少对华贸易“赤字”，则需做出改变的主要不是中国，而是欧洲。它有三种思路选择，一是实行闭关锁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二是在保持开放的同时进行深刻的自我变革；三是选择上述两者兼顾的道路。最严厉的保护主义会阻断中欧贸易，并最终几乎会葬送欧洲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这并非欧洲最优选项。对华开放的同时进行深刻自我变革，并采取适当保护主义措施可能是欧洲实现对华贸易平衡的最可能途径。

第一，通过创新和再工业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欧盟自身竞争力。从根本上说，这是欧洲抹平与中国贸易赤字的终极道路。由于欧洲逐渐丧失在制造业领域的优势，面临来自中国全产业链上日益严峻的竞争，因此同类商品竞争力正持续下降。要想重获竞争优势或同等竞争能力，欧洲必须致力于创新，充分解决能源短缺问题，降低生产成本，最重要的是，通过创新发掘特定产业和产品上的对华优势，就像目前高端光刻机一样。若欧洲没有高科技赋能的产品以形成独特产品优势，没有强大工业制造能力支撑，它就只能进口更多中国制成品，而不能反向向中国出口附加值较多的制造品。所以加快创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是欧洲最主要的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途径。

第二，以投资中和贸易“失衡”。如能改善对华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中国资本在欧投资设厂，一方面能促进欧洲再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能直接在欧洲生产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甚至还能促进中国企业把在欧生产的产品输往中国。遗憾的是，目前欧盟的整个对华政策并非以欢迎中国绿地投资为特征。“投资审查机制”等工具使中国投资者望而却步，荷兰安世集团案更是强烈打击了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信心，而强制性技术转让会使中国资本疑虑重重。从解决贸易“失衡”角度看，明智的做法是欧洲应建立一个对中国资本友善而规范的市场环境，而不是疑虑重重、气势汹汹、虎视眈眈地看待中国投资者。

第三，从相互依赖到相互嵌入的贸易关系重塑。从历史趋势来看，中国正通过科技创新更快速地巩固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欧盟可能在短期内甚至可见的将来都无法再次重塑对华产业多数优势，则解决贸易“失衡”的最明智的做法不是断绝与中国市场联系，而是更深度绑定。若欧盟担心与中国的相互依赖造成对自身经济安全的脆弱性，那么深度绑定，即双方供应链高度融合与相互嵌入而非“脱钩”，才会让双方共同承担安全风险。这意味着，通过资本与生产要素相互嵌入和融合的高度合作反而会将双方的利益相互捆绑，双方通过合资的方式相互提供融资、技术或工艺，将中欧竞争转化为在国际市场上与第三方（如美国或韩国）的竞争，中欧贸易失衡与否就变得不再特别重要，因为这些产品都具有彼此的“基因”。

第四，共同维护自由主义贸易秩序。解决中欧贸易“失衡”也需超越双边来看待和处理，因为对单个市场的贸易赤字一定程度可以通过与其他市场的盈余来弥补，从而实现本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平衡”。要做到这点，就需尊重、维护和塑造一个致力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此，中欧可以共同采取措施阻遏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地区间主义发展及恢复世界贸易组织权威等。在一个尊重规则和自由贸易的环境里，中欧贸易“失衡”所带来的“冲击”才能在各自充分的全球贸易中获得稀释，并降低这一问题带给中欧政治关系的影响。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简军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