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内蒙古日报）

转自：内蒙古日报

◎王小作

　　近日，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终评结果出炉，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原创的当代舞作品《觉醒》以第一名的成绩，斩获本届当代舞类别奖项。该部作品由一级编导董华兴、青年舞蹈家赵磊共同编创，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演绎。

　　《觉醒》以1923年至1925年间，一批蒙古族知识青年前往北京蒙藏学校学习的历史为背景，编导经过实地采风与史料阅读，通过舞蹈语汇还原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长进步的景象。作品情感充沛，讲述了蒙古族知识青年在寻求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道路上遭遇的敌对势力压迫，再现了他们互相扶持、不畏牺牲、奋发图强的伟大精神。

　　202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终评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下，内蒙古艺术剧院创排当代舞作品《觉醒》，是用文艺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举措。回顾内蒙古在全国重要舞蹈赛事中获奖的作品，多以民族民间舞为主，现当代舞并非内蒙古舞蹈强项，而《觉醒》的成功，是其作为自治区最大文艺院团，在国家级专业舞台上的主动探索与自觉担当。

　　形式的突破：红色题材的当代艺术转化

　　红色题材在文艺创作领域屡见不鲜，其内涵的红色精神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融入舞蹈作品创作中，能够使革命精神可视化、情感化和艺术化。内蒙古艺术剧院此前创作的舞剧《骑兵》是以民族民间舞为主要表现形式，讲述内蒙古骑兵的红色故事，并获得第十七届文华大奖、第十三届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而此次内蒙古艺术剧院再次以红色题材为创作来源，创排当代舞作品《觉醒》，以当代舞的艺术手法追溯内蒙古知识青年觉醒、反抗压迫、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历程，为红色文化的现当代呈现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样本。

　　当代舞作为一种打破程式、强调个性表达的舞蹈形式，具有融合性和实验性，近年来也成为不少舞蹈作品的呈现方式。《觉醒》采用当代舞作为表现形式，更能以肢体语言还原历史故事，增强作品叙事感，作品中跑动、摆臂前行等动作，以“克制”的发力方式区别于民族舞的“大开大合”，更强调舞者对音乐律动的感知与呼吸的同步，展现了知识青年在思想进步、追逐光明道路上的鲜活形象。

　　作品中段，多松年牺牲后的场景尤为典型，领舞赵磊在前方小幅度摆动肩膀，身后群舞逐渐以相同动作显现，在倒下的同时被身边的伙伴扶起，这一编排不仅隐喻革命事业前赴后继的精神，也通过肢体语言实现了历史与当代的对话。

　　集体的镜像：群像塑造与革命记忆的建构

　　近年来，不论是舞剧还是舞蹈作品，创作者们开始将舞台叙述的主角由个体转向集体，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尤为常见，群像叙事更能塑造革命历史中“人民英雄”的形象。《觉醒》的叙事焦点从个体转向集体，将北京蒙藏学校的蒙古族知识青年群体作为主要叙述主体，编导在编创中没有特意明确领舞的具体人物角色，通过将真实历史故事、人物凝练投射到作品的角色中，拓宽了领舞的表现范围，使其既可以指代乌兰夫等蒙古族知识青年，也可以代表诸如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蒙藏学校进行讲学的革命领路人，这种模糊化的处理，将“有人引领”的意象贯穿始终，赋予作品更为深厚的历史感，也给予了观众一定的想象空间，也更能唤起观众对这一段历史的集体记忆。

　　《觉醒》中最为直接的群像塑造，也是编导编创的灵感之一：由舞者在台上以合照的形式还原北京蒙藏学校学生的老照片，将镜头对准整个群体，引导观众将视角集中于这个时期内蒙古各族知识青年在革命思潮中的“觉醒”，体会知识青年的情感堆叠，作品也是在这一幕后将情绪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此外，舞蹈动作的编排上也体现了群像的统一性与独特性。例如，在作品开始的场景中，群舞之间动作各自不同，存在差异，后保持统一，既隐喻了不同青年个人命运的独特性，又保持了作为知识青年追求民族解放道路的统一性，展现革命历程中个体与集体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富有张力的视觉表达。

　　服装设计进一步强化了群像的集体身份。整体色调统一，制式上融合了蒙古袍、中山装、马褂、长袍等服饰，既体现了蒙古族知识青年的民族身份，也展现了内蒙古各族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的团结统一。这种设计不仅符合历史背景，更是通过视觉符号构建了多民族共同奋斗的叙事框架。

　　隐喻的生成：舞台符号与观众共鸣

　　《觉醒》能够收获评委和观众的认可，不仅在于表现形式与题材的贴合，更在于其通过隐喻手法将抽象的历史意义转化为舞台上可知可感的具象表达，这种隐喻体现在道具与灯光的运用上，构成了作品的多层次叙事。

　　道具方面，作品仅有长方形的木板作为核心符号，虽然单一，但是在不同语境下承载了多元象征，与舞蹈动作结合在一起，提升了作品的叙事完整度，增强了舞台表现力。例如在作品开头，配合背景开关门音效，此时木板的开合则是作为“门”，打开这段觉醒之路的门，也打开了以赵磊为领舞代表的知识青年与毕希日乐图为领舞之间的往事回忆之门。同样，在作品中段领舞毕希日乐图背靠木板被抬升至上方，灯光由白转红，人物逐渐倒下，木板则成为革命烈士多松年在张家口牺牲时的大境门，展现多松年被捕后，被残忍杀害的历史故事，这是木板作为具象物体的表现。

　　而当舞者背着重达30多斤的木板在舞台上前行时，木板又成为知识青年所背负的为人民解放，为民族复兴的责任重担；在毕希日乐图饰演的知识青年被捕时，与不断靠近的木板进行抵抗与斗争，最后在木板的“压迫”下撕碎情报信息吃进嘴里，木板又代表着敌对势力对追求进步的革命人士的围剿与压迫。这种符号的多意性，增添了作品的深意与层次，艺术化呈现了伟大革命精神的深刻内涵与价值，激活观众的感知，达到编导编创的目的。

　　灯光设计则进一步强化了时空交错与情绪渲染。在作品前段，追光与侧光的运用，将两位领舞、群舞分割为多个叙事时空，一个是以多松年为代表的知识青年在执行任务的场景，一个是以领袖式人物为代表的青年在回望与找寻的场景，随后加入群舞当中，最后则是以群舞为代表的青年集体在反抗、在追逐光明道路上的场景，灯光将不同时空汇聚在同一舞台空间中，增强了作品的叙事层次感。

　　同时，在作品后段，领舞毕希日乐图与往日同伴站在不同光中，青年相聚时，红光消失，灯光转为暖黄色，又代表着人物记忆的回溯；合影后随着灯光逐渐由暖变冷，人物意识逐渐回到现实，单独的白光下缺少昔日的伙伴，更将革命烈士牺牲的悲壮氛围渲染浓烈。通过这样的灯光设计不仅提升了舞台的视觉层次，更通过色彩与明暗的变化，突出单个知识青年在革命道路上的奉献意义和集体的追寻与坚守，引导观众与舞者情绪同步，引发共鸣。

　　《觉醒》的突破意义不仅在于其作为内蒙古当代舞作品的历史性跨越，更在于其对内蒙古舞蹈艺术谱系的拓展。从《鄂尔多斯舞》《盅碗筷》等民族民间舞，到《骑兵》的舞剧探索，再到《觉醒》的当代舞成功实践，内蒙古艺术剧院逐步实现从民俗展示到当代表达的转型，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而是一种新的探索与融合，让传统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这种尝试突破的成功，既得益于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在舞剧《骑兵》巡演中的经验积累，演员在相同题材剧目作品的核心理解上更为深刻，更能琢磨该故事背后的历史意义以及人物心理状态，放大人物在故事中的情绪与情感，用日常化的动作与细节刻画角色的内心世界，让作品中的人物有温度、有情感，避免叙事走向空洞。同时，也得益于编导对于舞者演员的高强度训练和引导，尤其在民族民间舞转化到现当代舞模式中，需要舞者心理和身体上的调整进入状态。

　　近年来，红色题材的舞台艺术作品得到众多年轻观众的关注与讨论，《觉醒》也不例外。通过观察和分析年轻观众的评价可以得知，年轻一代观众甚至更容易被红色题材中家国情怀、理想信念等方面的表现而感动。《觉醒》的成功提示我们：红色题材的艺术创作不必拘泥于既定的叙事模式，可以更具创新性的叙事与美学手法，唤醒年轻观众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本文图片为当代舞《觉醒》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