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评论员 徐肖逍
近期,一款声称能“神不知鬼不觉”监控员工电脑屏幕的软件,以不足300元的价格在小红书上公开叫卖。《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测试证实,该监控软件能够完整窃取并传送受控电脑上的微信聊天记录,甚至还可以预览或下载图片、视频、文件的具体内容,而受控端毫无察觉。
值得关注的是,在被监控情况下,主流杀毒软件均未能识别出相关风险。销售人员称:“我们老板已经和这些厂商协调过,都是兼容的。这不是病毒,所以(杀毒软件)是检测不到的。”据悉,这款名为“固信安全管控平台”的软件由山东固信软件有限公司开发,目前已有多家企业购买。
事实上,公司在未告知员工的情况下监控员工微信等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已逾越合理监控边界,触犯法律红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规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也就是说,公司在未征得员工同意的情况下,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员工的社交软件聊天记录系严重违法行为。
哪怕事先告知,若监控超出工作范围,例如对微信聊天不加限制地全面监控,也有可能侵犯员工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
但现实问题是,因开发日志信息不完整、程序文件被加密,员工的发现通常只能停留在“认为文件可疑”的阶段。要将其转化为法庭认可的、能证明公司“实施非法监控”的有效证据,技术举证难度大。
面对监控技术的“隐形化”与安全软件的“失明”,从源头上遏制这一现象,已非简单的企业自律问题,而是一场需要法律、监管、行业与社会合力围剿的系统性战役。
首先,必须正视法律体系的滞后与模糊,以清晰、刚性的立法为职场数字监控划下不可逾越的红线。立法机关亟需出台专门规定,或通过司法解释,将“员工知情同意”确立为实施任何形式电子监控的绝对前置条件,并严格限定监控范围。
同时,应明确将用于非法目的的隐秘监控软件本身,定性为非法工具,其开发、销售与使用均应承担法律责任,从源头上斩断黑色产业链的供给。
其次,监管必须“长牙”“带电”,彻底扭转员工维权“取证难、成本高”的困境。劳动监察部门应将职场数字监控合规性纳入主动监察范围,建立便捷的举报与核查通道;对于公开售卖此类“监控神器”的社交平台,应让其承担起审核不严的连带责任;更应监管好集体“失明”的杀毒软件厂商,迫使这些“守门人”回归本位。
最后,根本出路在于重塑健康、互信的职场文化。企业管理的终极目标应是激发效能与创造力,而非制造恐惧与猜忌。优秀的管理应建立在明确的目标、清晰的规则与相互尊重之上,通过正向激励与文化引导来提升生产力。
唯有当法律利剑足够锋利、监管触角足够灵敏、企业价值判断足够清醒,我们才能斩断技术滥用的藤蔓,在效率与尊重之间重建平衡,让职场重归文明与信任的轨道。这不仅是保护员工,更是守卫数字时代文明社会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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