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人生如海，学问更如海。自青年时我与海洋结缘，至今已逾一甲子。有人问：这一路走来，你是如何做学问的？于我而言，无论是研读有关地理、地质、海洋知识的浩瀚经典，还是对黄渤海、南海潮滩浅海或大西洋深海等地的勘察探索，都是理论与实践的交融，都是探寻知识、追求真理的有效途径。

我从小就喜欢大海，梦想有朝一日能遨游蔚蓝神秘的海洋。高中毕业那年，我考取了南京大学地理系，后分配到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专业。这是我学问之路的起点。

回想在大学读书时，我师从任美锷、杨怀仁、杨纫章与黄瑞农先生，不仅在课堂上学习土壤、地质知识，更常赴宁镇山脉、太行山与黄土高原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我渐渐明白，地理不是纸上的名词，而是脚下的土地、眼前的海浪。

读书期间，我有幸作为中国地理学代表团成员之一，前往印度参加国际地理学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地理学代表团。会上，我们的报告“人口增长与食物来源”引起了强烈反响。但同时，也亲眼见到有些外国学者趾高气扬，亲耳听到有些外国学生嘲笑我们“英语少少的”。我心中憋着一口气，在日记上写道：“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不能做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呢？”

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年夏天，我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地质地理学系初任见习助教，并师从著名地貌学家王乃樑教授继续深造。

王乃樑老师为我确定了以“海岸地貌与沉积”为专门方向、结合“天津新港回淤来源与整治的研究”的毕业论文课题。当时的天津新港泥沙回淤严重，影响船只运输。为了查清泥沙的来源，我和小组成员沿着滦河、黄河行走，将河流里的泥沙与潮滩上的泥沙进行对比。大家背着仪器一次次在6个小时落潮间隙中的潮滩作业。退潮时，滩涂裸露，一步一陷，泥深及膝；涨潮时，在风浪颠簸的舢板上测流、采样，晕船呕吐是常事。

经历3年定位观测和研究，我们得出了黄河的入海泥沙向北最远达歧口，而不会直接影响天津新港回淤的科学论据，为国家建设工程节省了大量经费。在多次考察实践的基础上，我也写出了《中国淤泥质平原海岸的发育与海港建设问题》这篇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生毕业论文。

长达8年的大学本科与研究生的学研生涯，以及对滨海砂矿和淤泥质海岸的研究，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做学问不能只在书斋，海洋地质地理工作应以实地考察为基础，双手采回样品，才能窥见自然的真谛。

1979年2月，我赴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进修海洋地质与沉积学。在研学期间，我选择了开普不列颠岛（Cape Breton Island）南部的鼓丘海岸作为研究专题。理由很简单——中国没有经过大冰盖作用过的鼓丘海岸，文献罕见、理论空白。我坚信，中国人的科研成就能填补鼓丘海岸空白！两年间，我带队沿海考察，常遇风暴天。铅灰色的天、黑沉沉的海，浪如山压。我们顶风观测，最终完成了论文《开普不列颠岛东南部鼓丘海岸动力地貌学》。地质学界赞誉：“把中国经验应用于加拿大区域海岸研究中，成功地为加拿大海岸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是鼓丘海岸的典范文献。”

在加拿大的几年里，为研究海底埋藏核废料的可能性，我三次进入百慕大“魔鬼三角”海域考察。最险一次，遇9级大风，浪劈救生艇，船如落叶抛掷。

但几次惊险经历并没有打消我研究的积极性。我始终认为，做学问贵在坚持与开拓，要敢选“无人区”、敢闯“荆棘路”。越是空白处，越能得到新的知识。人活着要有理想，为追求理想，还要有刻苦、实干与敢于面对挑战、不断追求的坚持精神。在之后的研究中，我又参加了拉布拉多海圣劳伦斯海湾考察，虽不会游泳，却主动乘深潜器下潜至216米。舱内狭小，呼吸不适、唇齿发麻，但我被海底景象吸引：泥沙初为粒雪，后絮凝为纷纷“海雪”，礁崖耸立，海蟹游弋……我陶醉其中。我想，这可能就是做学问的独特魅力。

我父亲王奇峰是位抗日将领，在太行山抗击日寇时病故，他身上的爱国精神深深影响着我。我坚信，做学问要把奋斗成长与祖国发展需要联系在一起。学问若不能服务国家、造福社会，便如无根之浮萍、无帆之舟。在加拿大的进修结束后，我毅然决然选择回到母校南京大学任教。国家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如今虽已过鲐背之年，我仍然坚守岗位。回顾一生，我从渤海淤泥潮滩走上国际讲坛，从百慕大风浪潜至深海平原。每一程，都是“学”与“做”的交融；每一步，都是对海洋的热爱，对科学的好奇，对祖国的赤诚。

若问如何做学问？我的答案很简单：以双脚丈量大地，用双手触摸真相，凭一心坚守热爱。学问在书卷中，更在浪潮间；在实验室里，更在万里海疆上。海岸海洋科学不是单靠一代人的奋斗，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持续接力，才能拥抱海洋，登上科学的高峰。

这就是我的海洋人生，也是我的学问之路。

（作者：王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记者苏雁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