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㉕】  

  2005年6月3日，清华大学大礼堂的讲台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翻开一叠手写的讲义，开始作学术报告——《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这场报告的前排听众，俱是中国数理学界的泰斗：周光召、朱光亚、于敏、何泽慧、林家翘、马大猷、吴文俊……

  报告人，是“两弹一星”元勋、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那一年，他已90岁高龄，却依然坚守在理论物理研究前沿。

  采访报道这次报告会的时候，记者刚参加工作不久。如今，彭桓武和当时许多与会者已作古。但就在前不久采访一位中青年物理学家时，谈到这段往事，他立即两眼放光，惊呼：“你竟然见过彭公！”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彭公”，这是学术界对彭桓武的尊称。在他去世十几年后，人们依然发自内心地尊敬他、怀念他。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资历深、学问好，更是折服于他的品格与精神——“把毕生献给祖国”。对彭桓武而言，这不是溢美之词，而是真实写照。

  1947年，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玻恩的彭桓武，毅然放弃已获得的国外教职，冒着重重危险，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留学期间，他已发表多篇重磅论文，其中3篇是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玻恩形容他是一位“天赋出众”、具有“神秘才干、单纯又杰出”的人，并且已经推荐他做爱尔兰科学院院士；薛定谔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这样描述彭桓武：“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这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这么快……”

  很多年后，有人问彭桓武：“为什么要回国？”

  而在彭桓武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不应该这样提的，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

  回国之初，他先辗转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科技事业的发展中。1952年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61年调入二机部九院并担任副院长。可没过多久，他的名字从学术界彻底消失了——在茫茫戈壁中，已过不惑之年的彭桓武，领导并参与了原子弹、氢弹的理论研究与设计，是我国核物理理论、中子物理理论与核爆炸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多年后，当彭桓武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已白发丛生，他的故事这才流传开来。

  彭桓武学术功底深厚，是“物理战场上的常胜将军”。研制原子弹时，我国缺少计算机。为了加速研制过程，彭桓武提出了个“穷人的办法”——粗估，也就是简化复杂方程组，对原子弹反应过程进行粗估计算，找出决定各反应过程特性的主要物理量。这个替代计算机的方法，对掌握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与物理图像起到了重要作用。

  记者还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两弹一星”研制期间，彭桓武有段时间“靠边站”了。一次，大家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彭桓武就站在后面静静地听。等谈论告一段落、大家都去休息时，他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唰唰唰地写了一黑板推导过程。大家回来一看，问题解决了！这故事多少带点“扫地僧”式的传奇色彩，细节已不可考。但其实，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足可窥见彭桓武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居功至伟。正如“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的评价，彭桓武“为我国原子事业以及核武器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是我们核事业以及理论物理方面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奠基者和领导者”。

  彭桓武是个没有“架子”的人。没“架子”到什么程度呢？他不只生活俭朴，为了工作，还翻过垃圾堆。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物资都很紧缺，彭桓武就去废品站找些可用做研究的旧金属。或许是他在天桥废品站挑挑拣拣的举动太过古怪，被警惕的公安人员带回了派出所。最后，还是钱三强去派出所解释了来龙去脉，才洗脱他“敌对分子”的嫌疑。

  他从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做了多少工作，而是把一切成绩都归结为“集体、集体、集集体”。1982年，原子弹、氢弹理论设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彭桓武是排名第一的获奖者，获得一枚金质奖章。他却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人独享。”于是，他把奖章交由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保存。

  彭桓武是当之无愧的“大先生”，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多位“两弹一星”元勋和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都曾与他结下师生之谊。于敏曾回忆，“彭先生不但教导我解决具体问题，还看得非常之远”“对我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都是有很大的启发，使我终身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周光召曾跟随彭桓武学习，他说，“彭先生不但教给了我很多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而且以他的言行，教给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随着时代的转移和国家的需要，彭桓武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国理论物理工作者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的贡献、在科学发展上的成就，无不与彭桓武教授的努力密切相关”……

  彭桓武的故事还有很多，在一代代人的回忆和追索中，他的人生渐成传奇。不过，若要他自己来总结，或许还是那句在“彭公星”命名时说的话：“回顾我这一生，对自然界有广泛浓厚的兴趣，对人世纠纷则及早躲避。”

  （本报记者 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