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琉璃厂旧照

　　▌周允中

　　自元明清至民国初期，北京历经数百年的历史，因为是首都的关系，成了全国的文化中心，一切的书刊和文物都由各地集中到这里来，当然，向国外流失也以北京为根据地。

　　当年北京的书业行当以宋版本为重，宋版有监本、家塾本、书棚本、州郡官刻本等，林林总总，为数众多，最次的当数是“麻沙本”（注：福建建阳麻沙镇、崇化坊一带，由民间书坊大量刻印、以市场销售为主的书籍版本）。元版书较次，家刻本以余氏勤有堂、双桂书堂、高氏日新堂、郑氏宗文书堂、刘氏南澜堂本为多，官刻本以兴文署刻本和书院刻本为主。清代的武英殿殿刻本可算是比较有价值的老旧书，如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的《大清一统志》等。

　　北京的旧书市场以“一厂二寺”最为有名，也就是琉璃厂、隆福寺、报国寺，自清以降，一直很兴旺。后来东四牌楼、东安市场、西单商场，从书摊、书铺开始，陆陆续续开设，从零为整，慢慢地也逐渐兴盛起来，形成了书店一条街。这些书店每逢春秋两季，总会派人深入城镇、乡村搜罗古书，低价买入，高价出售。不过有的书店过于贪心，也非经商正道。某年某书店不知从何处弄得一本《张小山小令》（张小山即元代散曲家张可久）的抄本，竟然开价一千元大洋。相对来说，张小山并非家喻户晓的大家，所写的散曲大多也并非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此开价，何人会上钩，于是堆在书架上，落满灰尘，也无人问津。

　　清朝至民国，谈旧书的学者越来越多，如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记》、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等，为后来的谈藏书和书话写作，开辟了一条出书蹊径。

　　清代北京的旧书业，曾以售卖进京赶考的科举士子需要置办的各种书籍、文具、闱墨（注：闱墨即科举应试范文汇编）为主。清朝灭亡后，旧书店也见风使舵，开始以出售各类教科书、小说为主，另外向遗老遗少买卖碑帖、字画、古董，作为赚钱的大买卖。潘祖荫、翁同龢、吴大澂等都是琉璃厂的常客。

　　这些买卖旧书的商人最喜欢结交当时的名流，一是可以介绍顾客，二是借他们的鉴定抬价，一言既出，书籍的价格立马上涨。这些名流也喜欢结交书商，一旦有古本、珍本、善本和抄本出现，就可以捷足先登，抢先购置。不过自从有了影印本，如商务印书馆的《各省通志》《万有文库》、中华书局的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上海出版的一些文学珍本丛书等，使得过去的一些刻本立即价格跌落，一下子就致使一些大书店经营惨淡。

　　书价时常与名人推介有关，如胡适介绍了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后，此书立刻涨价。林语堂谈及袁中郎，《中郎集》也立刻涨价。书店还会派人“盯梢”名人，如郭绍虞喜欢诗话和文论，见他一旦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想购买，立马就坐地涨价。郑振铎喜爱杂剧传奇，书店伙计也盯着他注意观察，他刚抽出想买，就立即涨价，但郑振铎发现其行径后，明明想买此书，却故意抽阅其他书籍，连续抽出十来本，书店报价也慢慢跌落，此刻他才去抽出他最需要的书籍，价格无形之中也是实打实的了，他这才缓缓掏出大洋购置回家。他有时候看好某本书，却叫仆人去买，免得书店见了他又想涨价。

　　旧书店里涌现出来的名人学者不少，其中有名的，许多书籍都已经讲过了，这里只想谈及两个人。

　　一是光绪年间徽州太平县人刘振卿（太平县即今黄山市黄山区），他先在北京德宝斋学徒，日则应酬交易，夜则挑灯耽读，专攻金石碑帖之学，最后著有《化度寺碑图考》，洋洋数万言，凿凿可考，连翁同龢也不得不大为赞叹。

　　二是江苏吴县人李士超，后人称之为书业巨子。他早年在本县书店学徒，后来练出一手好字，经人介绍去常熟某藏书家家中抄书，得以饱览宋版以及明清罕见的珍本古籍，不仅熟悉各种版本和书籍内容，连各个朝代的纸张都烂熟于心。后来去了上海，住旅馆，登广告，收购旧书和碑帖，再转手出售，获利无数。一日有人拿来一套宋拓金文，世所罕见，开价九千金，讨价还价后以八千元成交。他将拓本携至北京，请某专家鉴定，专家仔细看后笑着告诉他，此乃赝品，是经过裱糊匠精心伪装的宋拓，一则纸张和时代对不上，二则原元明时期的拓本都缺字，此拓却是满字，是清朝前人拼凑而成的，此物最多价值五六十元而已。李士超经过这一挫折，就发奋读书，拜师学徒，四处求教，最终成为旧书业一代巨擘，他后来落户北京，并且在上海、苏州、杭州、福州、常熟等全国各地开设分店，获利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