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麦莉·梅洛是这样一类小说作者：不张扬人物的身份标签，不以时髦的社会流行话题作为背景，不强调包括语言在内的地域色彩，也不借助戏剧化叙事的小钩子。换言之，她把小说打理得干干净净——与此同时——保留了极佳、极精准的分寸感。就好像任何精密控制一样，我想这需要作家很大的克制和耐心，还有对手工艺产品特有的某种自信。

出于对精密产品的尊敬，这本短篇小说集比较适合的阅读方法，可能是读一两篇再去看点或者做点别的，用几次的时间读完，然后再重头翻一遍。如果你是这种小说的目标读者，还可以去看一看她另一本，《两全其美》。

经出品方“惊奇”授权，我们把小说第一篇发布如下：

大部头

八个月来，我一直在告诉我的客户，他无法提出侵权索赔的要求。索耶曾从事建筑工作三十年，为那些对蒙大拿州充满幻想的人建造房屋。他搭建屋顶时，一根桁架倒了下来，压塌了其他桁架，把他也带倒了。他开始出现昏厥和失忆的症状，无法继续工作。我们与对方达成了和解，结果虽然不是很好，但也不差。承包商没有加固桁架，显然存在疏忽，但劳工保险禁止侵权索赔——我们无法起诉。

索耶一生都在从事户外体力劳动，结果突然间他什么也做不了了。让他发疯的似乎正是这种无所事事，而不是脑损伤。他无法阅读，因为文字宛如一团乱麻，而且他几乎无法安静地坐下来读读看。他一天给我打三次电话。我的秘书不再把他的电话转进来，于是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是走来的，因为他们不让他开车。他是个头发渐白、长着金色胡须的大块头，和我父亲年龄差不多，肌肉发达，但因为没了工作而开始发胖。他像对待女儿一样对待我，时而责备，时而哄骗。他想起诉，要求起诉。他的妻子厌倦了他在家里百无聊赖，而他的朋友都是他曾经的工友，他失去了生活中喜欢的一切。我了解劳工保险，于是我试图解释：他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补偿。我无法再为他做什么了。

最后，我在向东开四小时车可以到达的比灵斯找到一位专打侵权官司的律师，他愿意给出另一种意见。我反正也得去半路上的博兹曼，便开车过去，在那位律师的办公室见了索耶和他的妻子。我觉得索耶不应该独自陈述案情，他既沮丧又易怒，他的妻子还总是打断并纠正他。律师是个瘦小的男人，穿着深色西装，坐在一把大皮椅上。墙上挂着羚羊头，书架上用熊爪当书立。我们解释了情况。律师说：“你无法提出侵权索赔的要求。”

索耶说：“好的。”

我心想，这就是当男人的感觉。如果我是个男人，我可以解释法律，人们听了会说：“好的”。多省事啊。

我们回到外面。从律师的办公室可以看到悬崖。我们在比灵斯只待了十五分钟，别无他事，只能开车回家。我的客户和我握手，他的妻子，一个曾经漂亮过的小个子卷发女人，迅速像母亲般拥抱了我一下。她身上有玫瑰和香烟的味道。我在商场停车买三明治时，他们把车停在我旁边的停车位上。索耶下了车，对着妻子大喊大叫，指责她的恶劣态度，从座位上抓起外套，砰地关上车门。

他说：“我要坐你的车。”他的妻子驶出停车场，转上公路。

只剩下我和我的客户站在停车场，然后我告诉他我还不打算走，他便坐上我的副驾驶座等着。他的头碰到了我的车顶。我主动提出请他吃午饭，他却像个生闷气的大孩子一样摇头。于是我把他留在那里，吃着三明治在商场里走了两个来回。我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动：外套放在大腿上，眼睛盯着膝盖，等我送他回去。

我们还没开出比灵斯，他便说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买一把机枪杀光所有人。我停下车。我说我不会让他这样说话，并让他下车。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索耶的体重是我的两倍，但我并不害怕，我只是受够他了。他保证不会再说了。

刚过劳雷尔，在看到通往雷德洛基的第一个岔路口时，索耶说：“希望我老婆在公路上翻车。”

我把车停在路肩上，说：“我发誓我会把你留在劳雷尔。”

二十英里后，他带着怨气，开始低声地咒骂，骂他失职的老板，骂他失职的妻子，骂没有人理解他有多么悲惨。我告诉他，如果他在接下来的车程中再张嘴，无论我们在哪里，我都会让他下车。他没有表示不满。他一言不发。我找到一个乡村电台来打破沉默，索耶却哭了起来。他一路上在副驾驶座上啜泣，一句话也没说。

*

一周后，我的电话在半夜响起。那时我一个人睡，只能接起电话。夜里的一通电话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这通电话意味着索耶在州劳工保险大楼里持枪挟持了一名人质，希望我去查看他的工伤赔偿档案。城里所谓的人质专家说，我没必要进去。但我害怕他们会对他做些什么，所以我站在衣柜前，犹豫要不要穿律师服，然后穿上牛仔裤，在睡觉时穿的运动衫下套了件胸罩。在大楼后面的停车场，警方开来了三辆巡逻车，警局的局长也从办公室赶来了，他们还带来一大保温壶咖啡。他们与索耶通过电话，说他很冷静。人质是一名夜班保安，那个小伙子是萨摩亚人，来这里是为了在大学打橄榄球。他的名字我曾经听别人说起过一次，名字很长，里面有好几个a 和n，但大家都叫他“大块头”。我的客户居然把大块头制服了，我一时感到很惊讶。

我喝着咖啡，局长在给我画办公室的地图。他们给了我一串钥匙和一件厚重的防弹背心，我在一辆警车的后座尴尬地换上，防弹背心在运动衫下冰冷地贴着我的皮肤。帮我系紧它的警官曾为我的一桩儿童抚养案写过报告，其中有一句是“被告指使我食用粪便”。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他用力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好好干，然后我走了进去。

大楼有四层，由黑砖砌成，位于淘金热时期主街的尽头。里面很暗，一楼都是隔间，粗麻布面的隔板上挂着日历和漫画。我借着电脑屏保和出口指示牌的光亮找到楼梯，走上三楼，我的客户把大块头关在了那里。

“索耶？”我从楼梯间出来，进入另一个黑暗的隔间迷宫，喊道，“是我。我来找你的档案。”

我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但没有人回答。

“我是来找你，还是去找档案？”我问。

索耶的声音从阴暗处传来，嘶哑而疲惫。“去找档案。”他说。

我分辨不出声音来自哪个隔间，但它在大楼东侧，在我的右边。警察要求我展开对话。“大块头没事吧？”我问。

“他叫阿米图阿纳，”索耶说，“你知道他是萨摩亚的王室成员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按照局长的地图来到存放无效档案的米色大文件柜前。柜子的锁上有一个小小的“六”，我翻动那串钥匙，直到找到六号钥匙。我问：“这样说来，他算是王子吗？”

两个低沉的声音在商议。接着，一个比索耶的声音低八度的声音传了过来。“差不多吧，”大块头说，“如果前面的十四个继承人死了，我就会成为国王。”

我在“S”下找到存放索耶档案的文件夹，是棕色的，如同一个厚厚的风琴。“有多大可能？”我问。

又是一阵沉默。“不太可能。”大块头的声音说。

借着出口指示牌和路灯的光线，我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房间里的情况。“我拿到档案了，”我喊道，“我该怎么做？”

“我们在从门口算起的第三个隔间，”索耶说，“靠近窗户。挂着马的日历。”

大块头盘腿坐在地板上，双手被橘色捆绳反绑在背后，索耶则坐在那种可以支撑腰部的跪式椅子上，旁边是一块电脑屏幕，显示着不断变化的海洋照片。他将一把猎枪放在膝盖上，似乎挂断了警察打来的电话。两个男人挤满了整个空间。大块头留着平头，上唇有一道窄窄的胡子，下巴蓄着山羊胡。

“我们一直在聊橄榄球。”索耶说。

大块头说：“他在大学里既打进攻又打防守。”他似乎真的很佩服。

“是大专。”索耶解释说。他打量着我，见我穿着运动衫，里面还套着凯芙拉防弹背心，显得有些臃肿。“抱歉把你从床上叫起来，”他说，“坐吧。”

我坐在大块头旁边地板的空位上，他点点头。他举止得体，没有辱没他的家族和未来的臣民。

“把档案读给我听，”索耶说，“不是我说的话，只读他们说我的那些话。我想听每一个字。”

“那要花一整晚。”我说。

“开始吧。”

我开始在昏暗的光线下读档案。电脑上的一张海洋风景照片比其他的更暗，每次它出现时，我读起来都会更加费劲。我读了保险理赔员写给警察局长的信、局长秘书写给她上司的备忘录、索耶雇主的律师函。我读到了我自己写的信，当时我口述得太快，听起来太像律师了，由我的秘书打出来，在下午扔进了邮箱。信里那些不尴尬的地方令人难过，不难过的地方则沉闷压抑，但索耶听得很入神。我不时抬头，看看我能否停下来。他用手中的猎枪示意我继续。我读完了神经科医生关于索耶情况的报告，也读完了和解协议。我读了索耶因失去工作而获得的赔偿金额。

“你被耍了。”大块头说。

“谢谢你。”索耶说。他的语气中没有丝毫讽刺，只有因有人能理解他所受不公的释然。“我现在能做什么？”他问我，“告诉我，现在，我能做什么？”

“算了吧。”

“不，我是认真的。我是说索赔的事。”

我看着膝上那沓厚厚的文件。“我觉得你什么都做不了，”我说，“去做物理治疗，对你妻子好一点。”

“她走了，”他说，“不，我们结束了。这件事也结束了，

不是吗？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了。”

我点点头。这个案子都写在无效档案里了。这些信件放在一起读，给人一种结果不可改变，事情已成定局的感觉。

“我要放了阿米图阿纳。”索耶说。他把小伙子扶起来，这对他来说很吃力，因为他一只手拿着猎枪，男孩的手腕还被绑着，而且两人都很重。阿米图阿纳踉跄着往后退，撞到了隔间的隔板上，隔板抖了一下，然后两人才直起身来。“他有一个国家要统治，”索耶说，“十四个继承人都死掉，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他用空闲的手帮小伙子整理了一下衣服。“如果你当上萨摩亚国王，而我去了那里，”他说，“你会给我一份工作，对吗？你会记得我被耍了，但我让你离开了吧？”

“当然。”大块头说。

“好的，”索耶说，“你走楼梯到外面去，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敢轻举妄动，我就杀了这个女人。她是我的律师，我有理由杀了她。就跟他们这么说。”

我看着索耶，想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但我看不出来。

“好的。”大块头说。

索耶让他转身，拍了拍他那前卫所特有的宽大肩膀，小伙子向我们俩点点头，仿佛是要离开某场派对。他向楼梯间走去，手腕上绑着的橙色细绳拖在后面。

“他是个好孩子。”我们看着他离开时，索耶说。沉重而小心翼翼的脚步声消失在下面的楼梯。然后索耶转向了我。

“你仍然可以帮我。”他说。

“如果你自首，”我说，“我们可以帮你以精神压力为由辩护，给你找个好律师。”

“不。”索耶说。他看了看表。“我会从前门溜出去，他们不会想到我会从那边逃走。你从后门出去，去你进来时的停车场，让他们忙活起来。站在门口，假装我拿枪指着你，向警察传递信息，让他们以为我躲在那里。说我想要一辆车，我想要三千美元，我想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差来占得先机。好吗？事后，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并没有拿枪站在那里。只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从前门逃出去。”

他很平静，即使手里拿着猎枪，看起来也是理智的。他只是我的客户，仍然处于困境中，仍然希望我帮助他，而我也在努力。

“前门不是也有警察吗？”

“我一直在观察，”他说，“他们都待在后面，我告诉过他们我会从后门出去。那你愿意这样做吗？”

我说好的。与他争辩没有用，我也没什么别的话可说。他拨打了911，我们等着接线员想办法把他的电话转接到下面的警车。我再次要求他放弃，他没答应。他告诉他们，我们要出去了。我们下楼时，我的两只手腕都背在身后，被他握着，他的手温暖而潮湿，但力气不大。然后他拿走了办公室的钥匙，让我等一会儿再出去。他蹲下身子，穿梭在隔间的隔板之中，抵达了前门。我听到门闩的摩擦声。蓝色的路灯勾勒出他的身形，他向我挥手示意我出去。

后门是一扇不用钥匙就能打开的防火门，我按下推杆，伸出一只手挥了挥，让他们不要向我开枪，然后我一只手放在身后站着，门只开了一条缝。我原以为我会照做，扮演索耶为我编排的角色，但不知为何，这似乎变得不切实际，之前在黑暗中看似可行的事情，现在却不再如此。他是个拿着枪的男人。我举起双手走了出来，说：“他在前门。”但我声音嘶哑，不得不大声再说一遍：“他在前门。”

索耶从监狱里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如果你能来看我，那就太好了。每周二下午两点到四点，我可以见访客，能见到你会很有意义。如果你能写封信，那也很好。你绝对想不到收到一封来自现实世界的信有多棒。状态好的时候，我差不多可以读信，也可以回信；状态不好的时候，会有人读给我听。除了我的辩护律师，没人给我写信，但他是个混蛋，而且现在几乎不写了。（别告诉他我说他是个混蛋。我知道你们这些律师关系都很好。）也不要对发生的事情太难过。他们当然在前门等着。你做了你能做的。

几周来，我一直把信放在收件箱的最上面，而且总是把它移到最上面，放在我能看到的地方，但我没有回信。无论我想对他说什么，都非常不合适，我无法想象把它们写在纸上。我解决一个案子，又开始处理另一个，剩下的案子进展缓慢，堆积在我的桌上，而索耶的信一直浮在最上面。

最后，在一个寒冷阴郁、路面干燥的星期二，我放下手头乱七八糟的工作，打电话给我认识的一位典狱长，请他允许我带食物探访，并在去迪尔洛奇的路上买了汉堡。他们把索耶带到监狱的探视区，让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边，没有任何阻隔。他已经减去了无所事事的那段时间增加的体重，但看起来并不健康。他面色苍白，有些憔悴，显得更老。我们尴尬地看着对方，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纸袋仍然温热，散发着油炸食品的气味，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还有些别扭。

“我猜你刚吃过午饭。”我说。

索耶用赞许的目光打量我：“里面有奶昔吗？”

有时我运气不错——我买了一杯巧克力奶昔和一杯香草的，大部分还没化。我们打开纸袋，坐在桌子旁，索耶边吃边聊着囚犯们的情况，直呼他们的名字，讲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他在心里计划好了、特意讲给外面来的人听一样。他就着巧克力奶昔吃下汉堡，用吸管吸奶昔时发出了很大的声音。

“你知道我老婆离开了，”他最后说，“你知道她去哪里了吗？”

我摇摇头。

“我没法工作，开始发疯的时候，她有了一个笔友。是个在怀俄明坐牢的家伙。他们一整年都在来来回回地写信，我一直都不知道。后来他出狱了，她去和他住在了一起。她给我寄了一封信，说他们住在一个农场里，养了四十多只猫，她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你能相信吗？她是从另一个镇子寄信过来的，这样我就找不到她。”

“你想找到她吗？”

“想啊！”他说，“——不。我不知道。一个坐牢的家伙。真不敢相信她找了个坐牢的家伙。我也是个坐牢的家伙。我有什么不好？但她还是会离开的。”

“那家伙做了什么？”

“她不会告诉我的。可能用斧子杀了人。毕竟是怀俄明。”他咧嘴一笑，以前没有的皱纹在脸上绽开，但笑容很迷人。索耶仍然有斗志。

“所以，你从没给我写信。”他一边说，一边拿起他的最后一根薯条。袋子、盒子和杯子散落在我们中间，现在都空了，油腻腻的，让人难堪。

“我打算写的，”我说，“我一直打算写。”

“没有那么难，”他说，“你知道吗？”

“我知道。”

“天啊，你绝对想不到收到信的感觉有多好。我记得我告诉过你。”

“我会，我会写的，”我说，“我不知道该写什么。”

“关键就在这里，你不需要写任何特别的事，”他说，“我告诉过你，之前发生的事没关系。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抓到我的。我搞砸了。但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写任何事情，写天气，写你的一天。只要把它们装进信封里，然后寄出去。”

“好的。”我说。

“不一定非要写成大部头。”他说。

我开车回家时，天色开始变暗。迪尔洛奇的一块标志牌上登出了晚餐剧场的广告，老监狱剧团八点钟会在老石头监狱大楼里演出《毒药与老妇》。我好奇他们能从哪里找到顾客，但还没有好奇到要去当顾客的地步。

那时我并不是一个人睡，这是自上次见到索耶以来我生活中唯一的新闻，但我还是觉得这和一个人睡觉没什么区别。那家伙是检察官，从不会在午夜前离开办公室，有时在那个时间他会顺路过来。于是，傍晚在我眼前延伸：地平线上蓝灰色的长云，我桌上被遗弃的工作，我空荡荡的房子。我可以回到办公室，也许能赶上秘书锁门，道一声晚安，然后继续工作，直到我又饿了，然后可以吃点东西，泡个澡，上床睡觉。我可能会醒来，听我的检察官讲他的民兵案子，做爱，然后和床上的人一起继续睡觉。

这是一个可以忍受的计划，但我无法专注于此。我只是看着天空。随着天空变化，云层伸展，橘光四射，粉色与蓝色交融，我开始把它想象成一段描述，一封信，既非正式的法律文书，也不是一本大部头，而是一个开头，为索耶，也为我自己，记述这一天这里发生了什么，带来了什么感受。

题图来自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