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明成化二年田土清退契约  图片选自《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

    清嘉庆十九年姚上智、姚上锦兄弟二人卖田契  图片选自《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

    清同治十二年鱼鳞册  图片选自《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

  清水江文书，是指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清水江流域发现的数量庞大的民间文书。它们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文献为主，不仅有契约文书，更有账簿、官府文告、书信、族谱等，蕴藏着当地社会运行的“密码”。

  由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团队历时十余年编纂的《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一、二、三辑共44册，采用文图对照的形式，对贵州清水江流域天柱县7000余份民间文书进行了编目和考释，为国内首部系统性整理清水江文书的专书，意义重大。

民间文书整理新方法

  与其他地区民间文书多以影印方式出版不同，《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既影印文书原件，提供更多原初历史信息，又逐字逐句辨读，一一给出释文，录文之精当、注释之准确、考证之允洽，一一在目。

  该书对文书的编排方式也值得借鉴：采取“在地性”或“归户性”方法编目——以乡民家庭为基本著录单位，按照民间自然收藏秩序编目，不分文书类型，不切割其与乡民日常生活合为一体的生态特征。这样的编排方式，令敦煌文书研究者心生羡慕。众所周知，敦煌写卷早年被劫流散，使得本来在一个地点、一个时间、一次性发现的完整文书最后分散于世界各地，也导致其如何与当地社会相融的信息遭到破坏。当前出版的敦煌文献整理书籍，大多是按写卷性质、内容分类辑释，或按收藏单位诸号依次释录，想要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全面地整理和考释，需要联络沟通全世界上百家文博收藏单位，难度可想而知。再看张新民研究团队编著的《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能多方寻访，辗转征集，从千万家乡民手中搜集文书，保存其收录信息，最终形成完整的影印和释录系列专书，这是清水江文书的幸运。

  《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契约文书、传世典籍和田野调查三者结合互考互证”。以出土文献和传世史籍互相释证为核心精神的“二重证据法”，得益于近代以来甲骨文献、简帛文书、墓志碑铭等类文献的成规模出土，广泛地应用于先秦、秦汉和中古史研究中。张新民研究团队在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和考释过程中，除了运用契约文书、传世典籍互证之外，还加入了田野调查的方法。

  清水江文书，需要使用这种“三重证据法”（关于“三重”是哪“三重”，不同学者有不同理解）来进行文本的考释工作。这是由于，除了写本字体构形不规范，异体字、俗体字频繁错杂等写本整理中常遇到的情况外，清水江文书的释读还要面临汉字记苗语、侗音和苗、侗、汉三语混杂的情况，且文本中的山林交易用语如“一刀砍过”“砍一不砍三”，民间协商用语如“理岩”“合款”，测量木材体量的用语如“围码八十八两”，计量糯禾的单位“禾”“把”“手”等等，皆是黔东南地方性的民俗语言。对它们的理解，难以通过文献考证的方法完成。为此，文书整理团队深入贵州大山的乡镇村寨，展开田野调查，求教于当地乡民，对文书中出现的各类俚语术语做出了系统、合理、规范的解释，方便了研究者对清水江文书的理解。

  重视民间文献、传世史籍和田野调查的结合考证，反映了清水江文书多保存于乡民家庭的原始面貌。这种民间保存的有利条件，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简帛资料、甲骨文献的研究中可慕而不可求的。通观各地保存的近世文书，如徽州文书、太行山文书、浙江龙泉司法档案、巴县档案等，其文书的时代距离今天也不算远。因此，清水江文书的保存、整理与释录方式不仅适用于一地一域，也适用于其他地区明清至民国的民间文献研究。

民众交流交往交融写照

  长期以来，中国边疆史学关注的重心在西北。这一方面源于西北舆地之学拥有比较久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西南地区未出现如敦煌吐鲁番文书般的典型区域性史料。在此背景下，清水江文书的集中搜集与整理，无疑为西南区域史研究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清水江文书的主要内容，是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民间留存的档案契约，有土地及山林交易文书、账簿、税单、纳粮执照、鱼鳞册、诉状、判辞、官府公告、算命书、风水书、清白书、婚书、休书、碑铭、日记、教材稿本等各类文献。这些文书，是地方乡民生产生活的遗存，反映了西南乡土社会国家—族群、官—民、苗—汉、家庭—宗族、工—商—民等多维度的历史面貌。

  从张新民研究团队的已有研究看，清水江文书反映了明清之际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网络，清水江沿线的市场分布和规模，白银如何沿江由外地流通进入当地，以及当地人依靠此贸易体系如何营生。文书也反映了清水江流域长期“熟界”与“生界”并存，“汉区”与“非汉区”交错，“苗”与“侗”人群星罗棋布地聚居，“屯田”“民田”“苗田”类型复杂多样，由此造成地方人丁户籍难以准确统计，进而使赋役制度及征收变化情况模糊不清。文书还反映了地方居民的生活习俗与财产观念、家庭财产分派原则，以及寡妇的财产继承权、处置权、分配权、守贞行为等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观之，可知近世西南地区的乡土社会面貌。

  在西汉敦煌历史的研究中，河西汉简特别是敦煌汉简对深化汉王朝开拓河西等历史研究起了巨大作用。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考释，也展示了西南地区在明清政府边疆治理努力下，所经历的历史演进过程。

  贵州苗族聚居区自秦设置黔中郡以来，就已在中原王朝的疆域认知范畴之内，但对这片地区实现真正有效的治理，始于清代改土归流、设置六厅后。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性，不亚于西域在清代重归中原王朝的版图。在传统史籍中，这一进程主要表现为国家、政府、官员等剿抚、经略的书写，其中官方意识较强，而清水江文书内容主要为民众的交往、交流、交融。“苗疆”如何由边疆演变为大清的腹地，可从清水江文书中钩稽探赜。通过整理的文书，我们已经明白，在官方经略之外，乡村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

解锁西南区域的钥匙

  100多年前敦煌藏经洞文献发现之际，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敏锐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言虽着眼于当时的敦煌文献，但也适用于各类有别于传世典籍的新材料的面世。对于区域史而言，在研究局限于旧材料的情况下，集中出现的新材料无疑是触发新问题的关键。随着敦煌学走过双甲子，敦煌学界深感汉晋简牍与藏经洞遗书对敦煌历史的梳理贯通，其意义与价值已远不止于补史、证史，更在于对西汉敦煌西域史、对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政权的历史，有着重构的意味。

  以此类推，《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的出版，堪称中国古文书整理与区域史研究领域的重要里程碑。这部凝聚着张新民团队十年心血的著述，以其宏大的规模、创新的范式和深远的学术价值，为学界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西南乡土社会的窗户。

  在古文书整理层面，该书突破了传统分类辑释的方法，首次实现了对特定区域文书群的系统性考释。相较于敦煌文献因流散而难以全面整理的困境，清水江文书的完整搜集与考释，展现了中国学者在本土文献整理方面的强大执行力。其“契约文书、传世典籍和田野调查三者结合互考互证”的学术方法，不仅解决了清水江文书中方言俗谚混杂的释读难题，更提炼了具有普适性的方法，为徽州文书、龙泉司法档案等近世民间文献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区域史研究领域，清水江文书堪称“西南版敦煌文献”。收录的7000余份文书，生动记录了明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地区的木材贸易、族群互动、土地制度、民俗文化等多维历史信息，填补了西南边疆史料的长期空白。通过这些视角的文献，学界得以超越传统史籍的官方叙事，深入观察“苗疆”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与民间社会的互动逻辑，以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融合轨迹。这种从“小地方”窥见“大历史”的研究路径，不仅丰富了中国区域史的学术版图，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研究亦具有启示意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清水江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崛起。它不仅为西南区域史研究提供了丰赡的史料基础，也见证了张新民研究团队计划推动清水江学发展、发力的学科建设抱负。未来研究，需利用好整理考释的成果，深耕文本，发掘出清水江文书宝贵的史学价值，让清水江文书成为解锁中国西南地区社会的关键钥匙。正如敦煌学曾推动过中古史研究的革新，清水江学的发展，也有望激发学界对中国边疆与内地互动关系的重新思考。未来，随着更多区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史学界必将迎来新的面貌。

（作者：郑炳林，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