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科学报

12月8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与爱思唯尔联合发布《科研之信：未来研究者》（以下简称报告）。

该报告重点分析了四大领域：AI在科研中的变革作用、科研诚信压力、科研合作与科研人员流动性、科研影响力。调研采用在线问卷形式，覆盖来自113个国家和地区的3234名活跃科研人员及科研领导者，受访者来自学术界、研发型企业和科研机构，其中，中国受访者共计794人。

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科研活动正在趋于强调“使命导向”（mission-oriented），科研合作在日益增加，同时，中国科研人员对科研投入前景的乐观程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对AI工具也持更积极的态度。

针对报告内容，《中国科学报》采访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穆荣平。

全球科研正日益强调“使命导向”

《中国科学报》：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科研人员越来越被期望将工作与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科研的关注点发生了转变，67%的受访者认为，与两到三年前相比，现在更强调以“使命”为导向的研究。您认为，这种转变可能会对未来全球科研事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穆荣平：我国讲“使命”导向的科研时，这种“使命”要求科研主体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愿景，去开展科研工作，引领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社会创新发展。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等正在成为新时代科研人员肩负的历史使命。“使命”导向一方面解决当前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为未来发展创造新的可能性。调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使命”导向的研究不仅已经体现在科技创新发展政策中，而且已经落实到科研实践之中。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近十多年来也在调整科技创新政策，政治家越来越关注科研的“用处”（impact），日益强调科研工作的实用性和社会影响力，一些领域科研经费增长趋缓甚至削减，强调使命导向的创新。这种政策着力点的转变，可能会促使科技投入更加侧重科研与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的重大需求相结合，强调解决当前发展重大问题和把握新技术革命引领的产业革命战略机遇。科研机构不仅要优化自身使命定位，也需要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获取资源完成使命的能力。

《中国科学报》：报告显示，中国科研人员对科研资金持较为乐观态度，44%预计未来2-3年内所在领域资金将增加，全球对科研资金持乐观态度的受访者为33%，美国仅为9%。您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科研投入会呈现哪些新趋势？可能有哪些战略性的调整？

穆荣平：中国科研人员对科研资金的乐观态度，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国家提出了科技强国、制造业强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等目标，必然会加大科技投入，涉及科研活动的人、财、物投入的系统提升。

从投入主体来看，中央财政既要加大对高风险的基础研究投入，也要加大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使命导向重大工程和技术系统攻关投入，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地方财政则要着眼于产业创新发展能力建设，在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创新创业与产业创新系统能力的投入，分担企业创新风险；企业则要从提升国际竞争力出发，加大企业创新体系与能力建设投入，把握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战略机遇，加速我国产业创新发展步伐。

未来10年，强国目标引领的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政策的迭代优化调整，必然会增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投入，研发支出强度将会从目前的2.6%，提高到3%。其中企业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是一个重要亮点，进入全球研发投入前2000的企业数会进一步增加。

科研合作的主体与方式将重构

《中国科学报》：报告提到，在全球范围，“科研合作日益增加，科研人员对跨国流动的态度也在转变，科研活动正随之发生变化”。在当前地缘政治影响明显的时代背景下，未来科研合作的方式和内容是否会出现一些变化？

穆荣平：我觉得未来科研合作的方式、内容肯定会有变化。尽管近年来地缘政治对于创新全球化有一定负面影响，但是大趋势不会变，科技合作全球化也是大势所趋，主要依据是数字赋能科研范式转变，突破了科研主体和重大科技设施的空间距离和语言障碍。未来，科研合作主体将更趋多元，企业在国家科技交流合作中的地位将显著提升。

一方面，科学家之间“以科学价值创造为目标”的国际合作总体而言受地缘政治影响不大，但是会受到“国家安全边界模糊”的影响，特别是科研机构之间的科技合作。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对于技术经济价值创造国际合作有较大影响，尤其是涉及被泛化的“国家安全”议题的特定领域，这会增加一些敏感领域合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科技型领军企业从把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战略机遇出发，在共同创造和分享技术经济价值目标导向下，必然会强化企业之间国际合作，这种合作将重构全球创新价值链并深刻改变国际竞争格局，驱动世界经济发展，引领政府管理创新和国际竞争规则体系建构的大方向，既要“去风险”，又要“求发展”，把握国际竞争格局调整的主动权，获取国家竞争力。

中国科研正拥抱工具革新、聚焦产业转化

《中国科学报》：报告显示，中国科研人员对人工智能（AI）展现出极高的积极性和乐观态度，68%的中国科研人员认为AI工具为他们提供了更多选择，远高于全球平均的48%，美国仅为29%。科研机构该如何规范和引导科研人员在AI上的使用？

穆荣平：在规范和引导方面，行动上我们已有一些成果，但还有很大实践空间。这个空间主要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科研人员在自己的研究里看到AI赋能的可能性，这会对科研条件提出新需求，这种新需求必然能引领以AI为代表的技术系统本身迭代升级。我觉得“人工智能+”是初级阶段，“+人工智能”可能更重要，就是把AI作为有效工具，加到研究实践中去。科研人员提需求，能带动技术装备和科研仪器设备产业发展。

另一方面，从科研管理机构角度，需要统筹科研人员个体或局部的需求。因为单个需求对产业发展有点局限性，管理机构要把这些有限的、个体的、局部的需求整合起来，变成一个系统的需求，从系统角度提出科研范式转变、管理流程变革的需求，这样才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打造具体“应用场景”。

另外，管理机构要从系统层面推动，把科研人员的热情变成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因为这不仅是劳动工具的变化，而是整个科研范式、产业创新发展模式和创新管理范式的转变。

《中国科学报》：报告显示，中国科研人员更注重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应用。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行业合作、专利和专利引用等指标来衡量研究影响力，而非合作、媒体报道或政策引用。您如何看待这一调查结果？如何能够推动科研成果实现学术价值、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多元落地？

穆荣平：中国科研人员更注重商业化与产业应用，这和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正相关。

创新是五大价值的创造，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创造，创新还是一个增值循环过程。经济价值创造是关键，如果创造不了经济价值，循环就不可持续。现在我们的论文数量世界领先，但为什么还有“卡脖子”问题？这说明必须把影响力，特别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作为关键环节，让科学价值、技术价值创造最终落到经济社会价值创造上。

那么，如何推动多元落地？核心是系统融合。现在是个好时机，因为企业的有效技术需求多了，这和30年前有根本不同。政策上，要支持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不仅要“企业出题”，也需要“企业出一部分钱”，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科研选题”具有经济社会价值，让科研从开始就明确价值创造的方向——技术（系统）的功能和应用方向，而不是“随机选题”搞出成果后再思考如何去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