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林小艺 李迅典】编者的话：“文艺作品中的二战故事”系列报道第四期，《环球时报》记者邀请《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的侄女、山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工作人员，请他们为读者讲述《义勇军进行曲》和太行山剧团背后的抗战精神与故事。

《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传承

深耕田汉生平研究30余载的田伟，在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中，始终铭记其伯父田汉的一段话：“我们中国民族已经到了再危笃没有的时候了。做主人或是做奴隶。只争这一严重的刹那！我们应该奋起最后的最大的勇气，突破这一死线，争取我们的活路！”这是田汉于1933年发表的文章《突破了死线以后》中的片段。在田伟看来，这句振聋发聩的呐喊，不仅预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更浓缩了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中华民族最急切的救亡呼声。

年轻时的田汉（视觉中国）

田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动情回溯了这首战歌的诞生历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碎东北黑土，也唤醒了亿万国人的民族意识。“我伯父与聂耳分别于1932年、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便全身心投入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文艺创作，用笔墨与旋律唤醒民众。”

田伟介绍道，1934年，田汉应邀为抗日主题电影《风云儿女》创作剧本与歌词，影片讲述了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毅然投身抗日前线的觉醒之路。1935年1月中下旬，田汉完成《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然而，作品尚未公布，田汉便被国民党政府以“宣传赤化”为由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将这份凝聚着民族怒火的歌词秘密寄出。

年轻的聂耳听闻此事，当即主动请缨谱曲。“为躲避国民党当局追捕，聂耳远渡日本，最终从东京寄回了歌谱。”田伟感慨道，这种不畏强暴、坚持创作的精神，正是歌曲灵魂的写照。1935年5月，《风云儿女》在上海黄浦剧场（原金城大戏院）首映。当电影结尾处，主人公高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阔步走向战场时，全场观众热血沸腾，齐声应和，歌曲随电影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各族人民反抗侵略的精神旗帜。

“你们有一个好伯父，他真的很了不起。”父亲田洪（田汉胞弟）的这句话，贯穿了田伟的成长岁月。她向记者谈到这段感人的兄弟情谊：田汉与弟弟田洪幼时家境贫寒，家中仅能供一人读书。懂事的田洪主动相让，将机会留给了大哥。田汉成名后没有忘记弟弟的付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着田洪一家辗转广西、四川等地避难。“我虽然未亲历战火，但我的家人常讲起躲避战乱时各地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场景。”田伟说，“他们见到不同地域的中国人同唱一首歌，中国军人高唱着它迎着炮火冲锋。”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定为代国歌。田伟回忆道：“伯父得知消息后立刻给他的弟弟写信，信中写道‘我为田家，我为妈妈做了一件最大的孝事’，字里行间满是自豪与激动。”2004年3月14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正式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田伟感慨道：“如今，这首歌曲早已超越了家族荣耀，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

在国歌展示馆内，田汉的手书记录着一段难忘的回忆：“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歌，引为奇异，曾数次在演说中提及。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得有人吹口哨，吹的正是这支歌，以为是中国人，回头一看却是一个十来岁的美国孩子……凡此都足以证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人民的心是一样搏动的。”

历史印证了这一判断。二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以 “Chee Lai！”（即“起来！”）之名，成为全球反法西斯战歌，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地广泛流传，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英文翻唱更是成为海外代表性版本。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歌曲作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战斗号角在东南亚传播，被欧美电台频繁播放；1944年，美国电影《龙种》将其作为插曲，让这首中国战歌响彻美国影院。

1988年，田伟带着三大箱关于田汉的珍贵档案远赴日本，与一位日本华裔成婚。“父亲起初并不情愿。”她坦言，“但最终他选择支持，并叮嘱我每年都要去聂耳的纪念碑前献花。”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完成《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后不久，于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几十年来，每到7月17日，田伟都会参加藤泽市的聂耳纪念活动。当地市长得知她是田汉侄女后，多次邀请她发表演讲，并指挥现场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我想通过举办《义勇军进行曲》主题音乐会和讲座，让更多日本人了解中国历史，正视战争。”田伟表示，她的梦想是在伯父曾求学居住过的东京，建立一座田汉纪念馆。“我希望让《义勇军进行曲》在新的国际语境下，继续作为跨越国界的反法西斯战歌被传唱下去。”

太行山上的文化战歌

在山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第三展厅，一件特殊的文物静卧于展柜之中——那是一把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小提琴。历经80余载岁月，琴身已显斑驳，却与展厅内陈列的钢枪、弹壳、旧照片等展品共同构筑起一段铿锵的历史记忆。它不只是一件战利品，更是一段血与火年代里，艺术与信仰如何汇入民族救亡洪流的深沉见证。

年轻时的阮章竞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根据地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不扛枪杆，却同样是战士；他们的武器，是歌声、台词、旋律与舞台。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文保部工作人员章昊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1938年4月，根据党中央决策，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等主力部队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太行山剧团，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剧团成员多是满怀报国热忱的知识青年与文艺工作者。”章昊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道，“剧团创立初期，设备极其简陋，只有两盏汽灯、几支木枪、一副锣鼓，服装道具多靠借用或自制。剧目也往往由团员创作，融合山西本地民歌小调填词演唱。”战争初期，民众普遍处于恐慌迷茫之际，这支队伍深入乡村，用通俗的歌词、生动的表演，揭露日寇暴行，展现民族危难，讲述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从而唤醒民众、凝聚民心。

而这把小提琴的原主人，正是曾任太行山剧团团长的阮章竞。章昊向记者讲述道，阮章竞原名洪荒，广东中山人，早年参加救国会，曾随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上海从事歌咏活动。1938年他奔赴太行山，参与组建剧团，先后担任艺术指导员、政治指导员，1941年起任太行山剧团团长。在他带领下，剧团创作演出了《周年》《太阳出来了》《巩固抗日根据地》等一系列广受欢迎的剧目，他还创作了《我们诞生在太行山上》等歌曲，后者成为剧团团歌，极大鼓舞了军民的抗战士气。

关于这把琴的来历，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章昊说，它是一次战斗结束后，阮章竞在战场一角偶然发现的。琴的原主是一名日军文艺兵，溃逃时未能带走。在当时，枪支弹药是常见战利品，而一把小提琴却显得尤为特别。阮章竞敏锐地意识到它在宣传战斗中的价值，遂将其带回剧团。从此，这把曾为侵略者演奏的乐器，转身投入抗战宣传洪流，在太行山峦间奏响了唤醒民族斗志的旋律。

2015年，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阮章竞的后人将这把小提琴捐赠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捐赠者表示，此举是为实现父亲生前心愿，为这件承载着抗战文艺精神的器物找到的最好归宿。

如今，这把小提琴静静地陈列在纪念馆中，琴身沉默，却仿佛仍有弦音在岁月中回荡。它向每一位驻足凝视的观众低语：在那段救亡图存的烽火岁月里，文艺同样是战场，歌声与琴声，亦是射向敌人的子弹，照亮黑夜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