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求实药社）

2025年12月3日，一纸公告在医药圈激起涟漪。朱国新博士，这位在跨国药企摸爬滚打三十年的老兵，正式加盟恒瑞医药。

这几年，老美那边的《金融时报》最近抛出了一篇文章，说下一个重磅炸弹一定来自中国。其实不看这两年大规模的BD，搁10年前，这一批MNC的全球研发/临床负责人有不少来自于中国，就这一点早就为前者埋下了注脚。产品、模式、经验、机制都不重要，人最重要。

朱国新就是和之前一批明星本土biotech创始人一样，从MNC的研发部门的小喽啰，做到中国区负责人，再做到Global研发老大的一个职业经理人。

为什么恒瑞在这个节点需要朱国新？

仔细审视礼来当下的万亿市值版图，会发现其护城河并不仅仅是由替尔泊肽这种大分子多肽构建的。礼来真正的恐怖之处在于其“多模态”打击能力——同一个靶点或疾病领域，它能祭出不同维度的武器。

在减重代谢领域，除了注射用的多肽，它手握极高壁垒的小分子口服药（Orforglipron），保持着对诺和诺德的压迫感；在心血管领域，它布局了靶向Lp(a)的小核酸药物（Lepodisiran），通过siRNA技术解决传统药物难以触达的靶点；在肿瘤领域，它更是通过收购POINT Biopharma强势切入核药（RDC）赛道，直接杀入诺华的腹地。这种“多品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才是MNC的终极护城河。

恒瑞显然看懂了这一点。如果说十年前挖来张连山是为了解决“能不能做新药”的问题，那么今天请来朱国新，则是为了解决“如何构建多维打击体系”的问题。恒瑞不再满足于跟着别人做PD-1，它需要像礼来一样，拥有在小分子、多肽、核酸之间自由切换的战略视野。

而这一点，又牵出了两家更为深层次的一个逻辑，就是无论是恒瑞还是礼来，两家都不是很多新机理、新靶点的开创者，却又都能在不少品种里做到前三。

礼来是现任MNC一哥，恒瑞也当了国内医药一哥许久。两个“一哥”如今再度交汇，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Fast follow这个策略，或许是当下制药行业的最优解之一。

而对于朱国新的转身，也是恒瑞“礼来情结”的又一次回响。在过去三十年里，恒瑞和礼来其实有着相当多的爱恨情仇在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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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师、摩擦与“首仿之王”

除了朱国新，恒瑞今年还挖了不少礼来的大佬。

九月份，礼来中国肿瘤事业部总裁尹航宣布辞职，一个月后便官宣加入恒瑞，负责肿瘤线的销售，汇报给今年港股IPO敲钟稳居C位的业务总裁冯佶。

不止于国内，在Global恒瑞也一直有着对礼来人才的“偏爱”。

早在今年1月份，礼来的替尔泊肽全球市场副总裁Jamie Coleman，官宣加盟Kailera Therapeutics，这家公司是去年恒瑞用三款GLP-1类资产成立的NewCo公司，有后者的股权。

而事实上，将时钟拨回三十年前，恒瑞与礼来的关系，更像是初出茅庐的学徒，盯着早已名满天下的宗师。

21世纪初，孙飘扬接手恒瑞时，手里没有什么牌。当时，礼来、赛诺菲的肿瘤化药刚刚进入中国，价格昂贵。恒瑞认准了这个目标，借着药科大学和医工院的资源死磕合成工艺，最终在国产企业中率先推出了一堆国产替代品。

当时是国内医药的野蛮时代，还没有啥专利概念，恒瑞这些“copy”来的东西，其实现在看都叫首仿药。

那几年，恒瑞的肿瘤线可是撑起公司的一大支柱，虽然还有麻醉和造影，但后二者更多是“销售驱动”而非“产品力决定”，那些年飘总都是亲自背着麻醉和造影产品跑手术台（所以21年碘克沙醇集采丢标，飘总对手下人指着鼻子一顿臭骂，说辜负了当年打江山的前辈们的心血），但肿瘤药在当时妥妥的算“先进生产力”。

而那时的恒瑞，似乎就已经对礼来青睐有加。

恒瑞在当时的中国超前的大力押注研发，才有了后来的医药一哥。而那两年，跨国药企纷纷来中国盖楼，孙飘扬则四处挖人。通过药科大的校友关系，先是找来了85年药科大学的第一位药理学硕士，后来一直做到了礼来研发团队的高层郑玉群。而郑玉群又给孙飘扬带来了同样是药科大学毕业、也在礼来工作过的张连山和曹国庆，此后恒瑞整个创新药研发部门逐渐成型。

顺便提一句，恒瑞的第一个CMO，申华琼，虽然没待两年走跑路了，但其实也是礼来出来的。

挖的多了，把礼来都挖急眼了。2013年，礼来全球一纸诉状，以专利侵权的名义把恒瑞告到了法庭，据说一度让美国FBI都介入进来，让当时的中国医药圈风声鹤唳。虽然这些指控后来或和解或平息，但这段充满火药味的历史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底色：中国药企的原始积累，往往伴随着对跨国巨头人才和技术的“萃取”。

那是一段“爱恨交织”的岁月，不过恒瑞也在这些摩擦中完成了从低端仿制向高端仿制的蜕变，也让礼来第一次正视这个来自东方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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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山与“Fast Follow”的工业化

连山总值得单独开一章节来写。因为在连山总加入恒瑞的2010年，是恒瑞也是整个中国创新药行业的一个分水岭。

在此前，中国的“创新药”除了贝达从罗氏me too回来的埃克替尼，多是某个某个新闻报出xxx大学教授又发现了一个新东西，疗效非凡，然后大家一哄而上。恩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没有管线列表，没有技术储备，没有临床开发计划。

而张连山在恒瑞的扎根，带给公司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分子，而是一整套符合国际标准的药物研发工业体系。从立项委员会的决策机制，到临床试验的铺排，恒瑞开始真正像一家Big Pharma那样运营创新药。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恒瑞将“Fast Follow”模式发挥到了极致。

搁两年前PPT创新的年代，Fast Follow常被诟病为“缺乏想象力”。但从商业逻辑看，这其实是一种极高明的风险对冲策略。

礼来是一家把fast follow玩到极致的大厂。而在恒瑞的管线里，你能看到太多礼来的影子，这种“贴身紧逼”的策略，也让两家公司在市场上多次短兵相接。

首先是经典的PD-1战役。当BMS和默沙东在前面探路时，恒瑞并没有急于抢“全球首发”。它在等待靶点风险被验证。而当礼来选择通过联姻信达生物来切入中国市场时，恒瑞则选择了自研卡瑞利珠单抗。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虽然礼来/信达的PD-1在学术推广上更具MNC的儒雅风范，但恒瑞凭借其遍布全国所有三甲医院的几千名销售铁军，硬是用“人海战术”和极致的临床推进速度，抢下了最大的市场份额。这是“中国式Fast Follow”对阵“MNC式BD”的一次完胜。

这种“跟随与反超”的戏码，在乳腺癌神药CDK4/6上再次上演。

全球范围内，辉瑞的Ibrance是老大，但礼来的阿贝西利作为后来者，通过更强的CDK4选择性和透过血脑屏障的能力，硬是切走了高危复发和脑转移这块大蛋糕。

恒瑞看懂了这一招。它的达尔西利，在分子设计上明显借鉴了同行的经验，并没有盲目去Follow辉瑞的初代产品，而是直接对标礼来的Best-in-Class思路。这种“抄作业”的策略，让恒瑞避开了初代药物的副作用坑，同时利用国内的临床资源快速上市。

更有趣的是JAK抑制剂。

礼来有巴瑞替尼（Olumiant），恒瑞就有艾玛昔替尼。两家公司在风湿免疫和特应性皮炎领域的布局几乎是前后脚。这种管线上的高度重合，甚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恒瑞的立项委员会，是不是就在礼来研发中心的隔壁？

这种“影子战术”让礼来在很多产品上有了一定的研发和市场基础，同时也让恒瑞节省了大量的试错成本。更重要的是，它让两家公司分别在global和中国保持了在这一治疗领域的第一梯队——虽然不是领跑者，但永远是咬得最紧的那个追赶者。

如果仔细研究礼来的历史，会发现礼来本身就是全球最顶级的Fast Follow大师。在银屑病领域，诺华的IL-17（可善挺）先发制人，但礼来的Taltz随后跟进，效果更猛；在减肥药领域，AZ的艾赛那肽算FIC，但打开市场的是诺和诺德的二代产品利拉鲁肽，但紧跟着礼来的度拉糖肽却是后来居上。

而如今，诺和诺德奋发图强，以一己之力用三代GLP-1——司美格鲁肽开辟了减肥药的万亿江山，然而药王的位子没坐满一年，如今又被礼来则用双靶,点替尔泊肽完成了反杀。

这足以说明，在成熟的制药工业逻辑里，Fast Follow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基于极致效率的降维打击——不追求概念上的”从0到1”，只追求商业价值上的“从1到100”。

而回过头看，恒瑞其实是在用礼来的方式，在中国市场上对抗礼来和其它全体制药玩家。

所以才有了恒瑞在研发领域的江湖传言：人一期我立项，人二期我一期，人ASCO我加速，有机会就超越，没机会我也不亏。

但Fast Follow也不是小玩家的游戏。

Fast Follow的核心在于”Fast”。当原研药还在做二期临床时，跟随者必须以两倍的速度推进。礼来拥有全球最强大的临床网络，而恒瑞则拥有中国最恐怖的患者入组能力。

另一边，创新药研发九死一生。小Biotech赌输一个管线可能就破产了，但恒瑞有几十亿的麻醉察现金流，礼来有庞人的胰岛素基本盘。它们有资本去试错，也有资本去等待。当First-in-class失败时，它们毫发无损;当First-in-class成功时，它们立刻利用资金优势跟进。

恒瑞和礼来，目前都算得上是制药领域的大玩家。对于Fast Follow这套模式，也不知道是飘总当年主动拥抱起这套玩法，还是连山总把这一套完整的带给恒瑞。

这两年，“BD热起来，卖药(短期)意义看似不大”的趋势流行之后，连山总在恒瑞的地位似乎也有所下降，转化和战略(创新药选品)这块有年轻人廖成挑大梁，战略BD则是江宁军话事。新药如何开发，连山总能参与的没有太多，如今倒是肩负起不少临床层面的工作。

邹美女之后，曾经做药物发现和转化的连山总，如今似乎成了实质的C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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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瑞离“万亿”还有多远？

时间来到2025年，全球医药市场的王座属于GLP-1和背后的礼来。

这一次，恒瑞再次拿出了它的“复刻”绝技，但在战术上开始求变。

恒瑞的HRS9531，同样是GLP-1/GIP双靶点激动剂，其临床数据直接对标礼来的替尔泊肽。从减重效果来看，HRS9531在早期数据中展现出的潜力并不逊色。同时，为了防止“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恒瑞还紧跟礼来Orforglipron的步伐，布局了口服小分子GLP-1（HRS-7535）。

但这一次，情况变了。

“跟随”的时间窗口正在关闭。以前做Me-too药，可能有一两年的时间差；现在全球研发信息高度透明，时间差被压缩到几个月。司美格鲁肽从登顶再到被超越，只隔了不到两个Q的时间，这背后是follower的极致内卷。

而另一边，国内内卷导致单纯的“国产替代”逻辑不再性感。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循环。

今年年初，恒瑞为了解决GLP-1管线的出海问题，没有选择传统的License-out（授权），而是模仿MNC的资本局，成立了一家NewCo公司——Kailera Therapeutics。恒瑞把几款核心GLP-1资产打包注入Kailera，让其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去和礼来、诺和诺德正面硬刚。

而更戏剧性的是，Kailera从市场上挖来的首席运营官，正是前礼来替尔泊肽的全球营销副总裁Jamie Coleman。

三十年前，恒瑞挖礼来的人是为了学会怎么造药；三十年后，恒瑞挖礼来的人是为了学会怎么卖药，甚至是怎么在资本市场上讲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恒瑞急需朱国新，需要Jamie Coleman，以及此前引入的前礼来中国高管尹航。

恒瑞意识到，光靠研发层面的“体系化能力”似乎已经不够了。它需要出海，需要去美国做临床，需要BD（商务拓展）。而这些，礼来本身作为一家“站在海对面的”，国际化是他们最擅长的领域。

商业化上更需要全球视野，和中国之外的区域市场打交道的经验，管线布局上亦需要注入新的全球化眼光，这些，是恒瑞试图突破“内卷”天花板的关键拼图。

如今，恒瑞在试图从肿瘤药企转型为覆盖代谢、自身免疫、抗体、ADC、核酸甚至核药的“全能型选手”，这些恒瑞都不是“开创者”，但都有机会做成统治者，但在当下整个中国制药行业的叙事之下，更需要从整个体系层面的一套出海的工具。

而这个“工具”的最底层，是人。

结语

礼来站稳了万亿美金市值，中国缺一个万亿人民币的“医药一哥”，恒瑞算是为数不多里距离离得近的。

回望这三十年，恒瑞和礼来的爱恨情仇，实际上是中国医药产业从“草莽”走向“精英”的缩影。

有人说恒瑞一直在模仿礼来，但这并不丢人。在商业世界里，创新是目的，而模仿往往是最高效的手段。礼来早年也是靠改进胰岛素工艺起家，最终成为了巨头。

Fast Follow并非低端的代名词，它是工业化制药的最高效形式。它要求企业拥有超前的战略嗅觉，强有力的临床执行力，以及完整的商业&运营体系。

放眼全球，能同时做到这三点的公司凤毛麟角。

朱国新的加盟，或许是一个隐喻：恒瑞正在完成从“仰视礼来”到“平视礼来”的心理建设。虽然在市值上两者仍有巨大差距，但在对药物研发规律的敬畏和商业模式的理解上，这位“中国学生”已经毕业了。

未来的战场，不再是简单的模仿与被模仿，而是基于各自优势的全球化角逐。而在那张巨大的战略地图上，恒瑞和礼来的名字，注定还会纠缠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