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沈阳晚报）

转自：沈阳晚报

　　石光（1908-1990），原名张东之、字佑彦，辽宁抚顺人。东北大学哲学系毕业，在《东方快报》《黑流》等报刊任编辑。七七事变前加入东北救亡总会任《反攻》半月刊编辑。1938年春受“东总”党组织委派到鸡公山东北中学任教。后随东中西迁，一路上指导进步学生开展抗日爱国的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本溪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东北局宣传部文艺处代处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89年前，山河沦陷的年代，没有安稳校舍，背井离乡的流亡路便是课堂；没有成套的课本，民族受难的现实便是教科书。石光，就是那段烽火岁月中的一名老师。虽然他真正在学校的时间仅有两年多，但在乱世中，在几百名东北流亡学生的记忆里，他活成了父兄一样的依靠。

　　教育救国

　　1937年，九一八的炮火碾碎了东北故土。石光告别家乡流亡关内。这期间，他目睹国土沦丧，当局醉生梦死，并痛心地看到，许多原本淳朴的同学“还没有毕业，就模仿官僚的派头。”由此，一个信念在他心底生根：“救社会，须先救人心；救人心，须从最初的园地开始。”他萌生理想，想要创办幼儿园或小学，从孩童心灵播下良善的种子。

　　然而，时代的巨浪改变了人生轨迹，石光的这份教育理想，没有安放在安宁校园，却绽放在颠沛流离的流亡征途之中。同年，石光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在《反攻》等刊物以笔为刃，呐喊救国。与此同时，他曾经的同事，亦是担任东北中学国文教员的李曼霖，为保护困于河南鸡公山的学生，在与国民党当局的冲突中受伤殉职。噩耗传来，石光去信严词责问当事“大员”，他的悲恸与抗议，虽隔着山水，却已与鸡公山上的学生们紧紧相连。

　　1938年，受组织嘱托，石光收拾半箱图书、一肩行囊奔赴鸡公山担任教师。组织临行的叮嘱沉甸甸刻在心里：要爱护那些无家可归的流亡孩子。

　　热血点燃

　　彼时，学校进步力量正处于低潮。他很快与学生中的“民先”队员取得联系。课堂之外，他的全部时间都与学生们融在一起。写传单，编墙报，创排活报剧、大鼓词……寂静的鸡公山，响起了抗日救亡的激昂歌声。

　　抗日战争年代，安稳是短暂的。日寇铁蹄步步紧逼，学校被迫继续迁徙。从鸡公山到武汉，辗转湖南、贵州，最终抵达四川静宁寺，三千里湘黔路途，饥寒、轰炸、疾病如影随形，逃亡之路同时变成一座移动的课堂。

　　在石光眼中，这场迁徙也是一场特殊的“文化下乡”，向闭塞的大后方播撒抗战火种。经费拮据时，他常常拿出自己的薪俸，购置纸张笔墨，支撑学生的救亡宣传。沿途，他支持学生们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排演话剧《血洒晴空》，讲述东北空军英雄阎海文以身殉国的故事，把东北儿女的家国悲愤讲给普通百姓听。

　　行至晃县，两名患病女生被打算留在客栈，石光得知后勃然动怒：“这怎么行！这是对学生的极端不负责任！”他多方奔走，向驻军反复交涉，终于争取到军车，将两名病弱的学生平安护送到贵阳。

　　这份乱世里不离不弃的守护，早已超越普通的师生情分。这群失去家园、饱尝离乱之苦的少年，把石光视作绝境之中可以依靠的亲人。有学生给他写信，笔下贸然写下“爸爸”二字。多年之后石光还谦逊地以为是孩子笔误，但回望烽火岁月，这哪里是笔误？是无家可归的少年，把乱世之中得来的庇护与温情，化作血脉一般滚烫的依恋。

　　一生相念

　　1939年，历经千难万险的师生抵达重庆，石光却遭到校方解聘。离开讲台，他并无太多怨怼，因为他收获了最珍贵的财富——一群“年轻的朋友”。

　　虽然离开东中，“老师”的身份却没有终止，他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更多流亡学生。他为他们指明方向：“要做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有志气的青年，应该到抗日的前线去，到革命圣地延安去！”抗战胜利后，他随干部队伍首批挺进东北，为新生政权培养骨干。当年那个想办幼儿园和小学的年轻人，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教育救国的理想。此后，他在桓仁等地领导斗争，推行土改，始终疾呼：“建设新中国离不开知识分子。”

　　1990年，石光与世长辞。留存下来的手稿诗文，记录着烽火年代的师生往事，留存下一代人滚烫的家国记忆：师者的讲台，是三千里流亡征途；师者的教材，是家国破碎的苦难现实；师者的教诲，是熔铸进青年骨血的家国信仰。岁月流转，烽火之中生长出的这份师恩，穿越时光，依旧叩击着后人的心灵。

　　沈阳晚报、沈阳发布客户端

　　记者 王靖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