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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时代变革的关键技术，正在重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国际竞争格局，蕴藏着造福全人类的巨大潜能。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发展也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全球性难题，发展红利分配失衡、地缘博弈干扰合作、安全风险内外交织、价值导向面临挑战。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这为国际社会携手克服困难障碍和应对风险挑战、推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明了努力方向。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现实困境

　　南北鸿沟阻碍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与资源掌控，是加剧全球智能鸿沟、催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马太效应的关键原因。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高端算力、关键数据资源领域构筑起垄断高墙，形成“技术输出—标准控制—利益独占”的闭环体系。发达国家和大型科技平台通过控制数据流动与算法逻辑，将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资源转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而数据生产国自身却无法分享由此产生的经济红利，陷入“数据红利外流、数据安全承压”的困境。

　　冷战思维干扰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人工智能的影响无远弗届，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一样，都是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携手应对的全球性议题。然而，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考虑，将人工智能异化为推行科技霸权的工具，大搞“小院高墙”、阵营对抗，在芯片、算力、大模型等关键领域构建排他性技术阵营，试图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筹码。这种基于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心态的做法人为割裂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链条，破坏全球人工智能分工体系，加剧全球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和治理规则的碎片化。这不仅阻碍全球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将进一步挤压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智能浪潮的空间，加剧全球发展失衡。

　　双重风险考验人工智能领域安全。人工智能领域的安全风险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内生性风险。人工智能存在大模型幻觉、算法偏见、系统漏洞等内在缺陷，加之技术迭代速度快于风险识别能力，一旦人工智能系统自身运行失序，将带来决策错误、社会扰动等一系列问题。二是外溢性风险。人工智能特别是大模型的快速发展使得技术可及性不断提升，恐怖组织、跨国犯罪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能够通过开源模型、商用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低门槛渠道获取技术能力，进而利用人工智能实施深度伪造、开展网络攻击、制造危险物品，形成跨国界的新型安全威胁。各国风险防控和监管能力参差不齐，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的技术监测和风险处置手段，容易成为人工智能滥用风险的薄弱环节。

　　“技术至上”挑战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同其他任何技术一样，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其应用选择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人工智能既可以被用于赋能千行百业、增进人类福祉，也可能被用于推行算法歧视、侵犯个人隐私。人类的价值导向和伦理规范，是确保“智能向善”的关键所在。在资本逻辑与技术至上主义的双重裹挟下，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过度追求效率提升、利润增长和技术突破，而忽视人的价值关怀、社会伦理坚守和公共利益维护，算法歧视、数据滥用、隐私泄露、深度伪造等伦理失范问题频发。这种价值偏差更通过技术输出、规则渗透等方式，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例如，将带有伦理偏差的算法模型向外输出，加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歧视问题，令技术普惠异化为“技术特权”。在更深的意义上，人工智能伦理还关乎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问题。只有国际社会就有关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达成基本共识，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始终作为服务人类的工具，而不是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力量。

以中国方案推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从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走深走实。基于这些中国方案，国际社会应携起手来持续推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的方向发展。

　　弥合南北鸿沟，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能力建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长效支撑。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秘书长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所指出的，人工智能本身无法弥合鸿沟；人工智能的益处只会惠及那些已具备相应机构、技能和数据的地区，而在缺乏这些条件的地区，同一项技术反而可能导致工人失业，从而加剧不平等。当前，国际社会尚未形成专门面向人工智能的长期性、制度化支持渠道，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突破高昂研发投入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的制约，技术自给能力有限。为此，应当有针对性地帮助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强化能力建设，助力其构建适配本国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发展体系，筑牢自主发展根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宣布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等一系列安排，正是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务实举措。

　　超越零和博弈，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有序开展。协调人工智能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复杂互动，克服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障碍分歧，是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代表性大国，理应在这方面作出表率和贡献。今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这也应当是中美处理人工智能领域关系的根本遵循，两国应明确底线、管控分歧、保持交流、推进合作。同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目标和准则。

　　立足共同安全，筑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中国始终认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具体而言，一是要区分内生性风险和外溢性风险，分类精准施策。对于内生性风险，主要通过推动技术完善、强化行业监管来应对，同时要客观看待各种模型的各自风险，避免片面归责；对于外溢性风险，主要通过加强信息沟通共享和跨国监管合作来控制，可以借鉴国际核不扩散制度探讨建立相关合作机制。二是要坚持共同安全原则，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反对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三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安全”为由限制乃至剥夺他国发展人工智能合法权利的做法。

　　秉持“智能向善”，健全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智能向善”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内核，必须把人的主体地位摆在重要位置，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应当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伦理先行等原则为依归，推动人工智能回归服务人类共同福祉的本质，消弭技术异化风险。一是依托世界互联网大会组织等多边平台，开展常态化伦理对话，整合各国价值理念和伦理智慧，形成兼具普遍性与包容性的全球伦理共识。二是将伦理审查嵌入技术研发、应用全流程，构建跨国家、跨领域伦理监督与问责体系，对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失范行为强化约束。三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伦理智慧交流互鉴，实现价值共享与文明包容的有机统一。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9日 12版）

[ 责编：孙宗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