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邯郸日报）

转自：邯郸日报

杜丽丽

城市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居民获得感与幸福感的直接承载空间。随着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老旧小区治理成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与难点。2025年，居委会设立标准的变化既是对社区规模扩容的现实回应，也折射出社区治理资源与治理需求之间的张力。

“凝聚群众力量”之所以成为社区治理的关键命题，在于其直面两个主要困境：一是参与动力不足，部分居民社区认同感薄弱，存在“搭便车”心态，习惯于“被代表”“走过场”的象征性参与；二是参与能力有限，许多居民虽有参与意愿，却缺乏协商技巧和公共议题表达能力，“想参与却不会、能参与却无效”。破解这两大困境，需要超越传统的行政动员模式，探索能够真正激活内生动力、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空间破壁与制度创新，群众力量的组织化基础

胜利桥街道辖区老旧小区占比高，“老、小、散、独”特征突出。以王郎东社区为例，灯具厂楼、构件厂楼、钢铁厂楼等六个家属院各自为政，围墙隔开的不只是空间，更是邻里关系的物理屏障。居民王某彬与张某利同住一个片区数十载却互不相识，折射出碎片化空间结构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双重消解——既阻隔了日常交往，也瓦解了共同事务协商的可能。

2021年起，胜利桥街道启动“拆墙并院”改造。打通院墙、拆除私搭乱建、修整路面、统一规划停车位和充电设施，六个家属院合并为“樱花南路小区”。学军路社区以此模式破解了11个独栋楼小区的物业管理难题，物业费收缴率突破80%。空间整合与制度创新的治理逻辑在于：物理层面的“破墙合体”降低了居民交往的交易成本，制度层面的“连片打包”解决了分散院落难以市场化运作的困境。二者共同构成群众力量有效组织的前置条件——当居民有了共享的物理空间和制度化的利益联结，公共事务才可能从“与我无关”转变为“与我有关”。

协商赋能与志愿动员，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共建”

空间整合创造了参与的条件，但真正将群众力量转化为治理效能，还需激活参与的内生动力。胜利桥街道的经验表明，协商平台建设和志愿文化培育是两条并行不悖的关键路径。在协商机制方面，人民路邯钢社区的“委员工作室”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

该平台依托政协委员资源，通过定期接待、走访入户、微信群等方式收集社情民意，形成“收集议题—协商议事—执行落实—反馈评价”的工作闭环。人民路45号院自来水管道改造即由此推动：28年老旧管道导致的“高价水”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委员工作室介入后，通过入户征询、居民代表协商、逐户说服动员，最终实现100%同意率，推动改造工程落地。这一案例说明，群众参与不是简单地“征求意见”，而是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平台将分散诉求转化为可议、可办、可监督的公共议题。

在志愿动员方面，建安社区的实践颇具启示。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六成，“银发群体”既是服务对象，也成为志愿力量的重要来源。社区组建200余人的注册志愿者队伍，全年开展党史宣讲、环境清洁、关爱弱势群体等志愿服务30余次，培育“夕阳红”舞蹈队等自治组织。绿树林枫社区则以“学雷锋日”为契机，组织环境整治活动，同步开展环保知识宣传，将一次性活动转化为持续性的社区认同培育。值得注意的是，志愿服务不仅是“出力”，更是“联结”。建安社区推行“上门服务”模式，将坐等办理转变为主动走访，在帮助老人完成退休认证、疏通下水道等“小事”中建立信任纽带。这种情感联结构成了群众持续参与的社会资本基础。

社区共同治理的核心命题是将“原子化的居民”转化为“有联结的主体”。这一转化需要三重机制协同发力。当然，群众力量的凝聚仍面临持续挑战：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协调难度加大，部分居民参与能力和意愿仍有不足。这提示我们，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正如“递进式创熟”理论所揭示的，低社会资本型社区需首先培育居民间的基本信任，高社会资本型社区才可能向商居联盟、契约制度等更高层次拓展。胜利桥街道的实践，正是在这一渐进逻辑中，从“破墙”走向“聚心”，探索着老旧社区走向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现实路径。（作者就职于邯郸市复兴区胜利桥街道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