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来自美国主要大学申请平台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高校今年秋季入学的国际学生申请数量下降约10%，创下至少十年来最大降幅。同时，签证政策收紧以及科研环境恶化等，导致美国人才外流加剧。在此背景下，欧洲一些国家敏锐地捕捉到“机会窗口”，一方面出台各种政策开启面向国际人才的“抢人”模式，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吸纳国际学生的力度。作为欧洲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领头羊”，德国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人才流动与科学研究等方面保持较强国际吸引力与较高国际化水平，但现在泛政治化、泛安全化问题正在让德国丧失国际人才红利。

国际学生的规模与结构，是衡量一国教育吸引力的核心指标。根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数据，2024/2025学年德国高等教育机构共接收国际学生约40.3万人，占德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4%。从区域分布来看，德国国际学生来源覆盖全球，核心来源区域为欧洲与亚洲。其中，印度籍研究人员数量位居第一，占德国全部外籍科研人员总数的9.6%，中国籍科研人员占比7.5%。尽管亚洲籍科研人员在总量占比中位居前列，但“国际教授”岗位前五大来源国全部为欧美国家，即奥地利、意大利、瑞士、美国和荷兰，非欧美国家科研人员多数处于中低层级岗位。

长期以来，德国维持教育领域全球合作的战略优先定位、持续推进教育国际化发展，但合作安全化限制不断增强，对华合作氛围持续收紧。从国际宏观环境来看，近年美国科研环境持续恶化，推动了全球科研人员重新选择流动目的地，德国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流入选项，美国学术吸引力下降为德国带来了人才流入红利。

然而，德国教育科研在快速推进国际化的同时，也呈现出“逆国际化”政策，学术国际合作日益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德国有史以来首次全面冻结与俄罗斯的教育科研合作关系，逐步推进对美“去依赖”，系统性实施对华“去风险”政策，以强化欧洲“技术主权”。一方面，新版《2026年联邦研究与创新报告》用较大篇幅阐述了对华去风险的系列措施，包括建立对华学术合作安全审查机制、发布安全警示文件、自2020年以来资助举办75场“中国定位”培训活动，支持德国高校、科研机构及各联邦州开展合作方案设计与风险评估，“助力其提升独立自主的对华事务能力”。另一方面，在德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与各方协同支持下，来德印度学生学者规模大幅增长，已跃居各国赴德学术人员总量首位，且仍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这种绑定地缘政治、过度泛化安全风险的教育科研政策倾向，正在逐步消解德国多年积累的国际化优势，从人才结构、科研创新、学术生态、国际竞争力等多个维度形成持续性危害，最终可能陷入自我设限的发展困境。

过度政治化筛选将加剧德国高端人才结构失衡，造成核心科研人才断层隐患。当前德国非欧美籍科研人员已占据外籍科研群体的重要体量，亚洲科研人员更是成为基础研究、工程技术等领域的中坚力量，但严苛的对华学术审查、差异化的合作限制，直接针对优质亚洲科研人才设置隐形准入壁垒。不同于欧美籍学者畅通无阻的高端学术岗位晋升通道，非欧美科研人员不仅合作项目受限、科研资源被压缩，职业上升空间也被政治因素人为锁死。长此以往，德国将持续流失大量深耕基础学科、关键技术领域的中青年科研骨干，同时难以吸纳新兴经济体的顶尖学术人才，最终形成“普通留学生充足、高端科研人才稀缺”的畸形人才结构。原本多元互补的人才梯队被地缘政治撕裂，高端科研岗位高度依赖欧美学者，新兴领域人才供给不足，直接削弱德国科研体系的人才厚度与梯队稳定性。同时，泛政治化也将产生连锁传导效应，拖累德国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与长期经济转型。

归根结底，人才与科研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开放包容、多元共生，而非地缘博弈与政治设限。上述特征表明，德国教育科研国际化进程深受外交政策影响，呈现出日益显著的“政治化”“安全化”倾向。这一倾向与德国教育科研发展迫切需要外国学生学者补充人力资本、支撑人才培养与科研开展的现实形成了明显张力，尤其是与全球主要教育科研国家脱钩，或是推进“去风险”“降依赖”，其结果难免与政策初衷相悖。（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区域国别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