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伏羲庙

本报特约撰稿人 刘全波

伏羲氏画八卦、结网罟、取火种、兴嫁娶、造书契、作历法、定职官、创乐器，用文明之火引导人们走出了蒙昧、混沌时代，肇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根据史书记载，伏羲氏发源于渭河上游，诞生在古成纪，即今天水地区，而随着部族的不断发展壮大，迁徙繁衍至黄河中下游等更为广大的区域。在全国各地，包括南方地区，都留下了伏羲氏活动的遗址遗迹与神话传说，所以太昊伏羲氏不仅被看作是汉民族的人文始祖，更被视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一

伏羲被祭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先秦开其端，即先秦的先公先王开启了祭祀伏羲的传统，秦始皇时代与西汉时期则延续了以畤祭为核心的天帝祭祀。秦的先公先王是畤祭四方天帝，到了刘邦时代，变成了畤祭五方天帝，即东西南北畤祭四方帝，变成了东西南北中畤祭五方帝。王莽时代终止了畤祭传统，但是昊天上帝、五方天帝的信仰仍然在继续流传，《隋书》所载昊天上帝、五方上帝为大祀，即是证据。

东汉以来的伏羲信仰煊赫一时，大量的伏羲女娲图像涌现出来，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子书编纂的繁荣，伏羲、太昊、青帝之间的距离被人为拉近，伏羲完成了神话历史化的过程，太昊伏羲逐渐成为固定的搭配称谓。王逸《九思·疾世》有云：“纷载驱兮高驰，将谘询兮皇羲……访太昊兮道要，云靡贵兮仁义。”王逸自注说道：“皇羲，羲皇也……一云：羲，伏羲。伏羲称皇也……太昊，东方青帝也。”王逸是楚地之人，代屈原抒发忧愤之情，其《九思》的写作时间当在汉顺帝时。《后汉书·文苑传》载：“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王逸博学多识，他在《九思》中已经将伏羲、太昊、青帝画等号了，由此可见，东汉中期以来，士大夫群体已有这样的认知了。王逸之子王延寿，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鲁灵光殿赋》载：“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王延寿文中的伏羲女娲形象，是当时人们对伏羲女娲认知的反映，且被画成壁画，装饰在灵光殿的墙壁上。

《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载：“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能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东汉灵帝好学，作《皇羲篇》五十章，当然这个五十章是否完全是汉灵帝所作，也仍然存疑。但是史书的确也有记载，汉灵帝好俳词。《皇羲篇》五十章的具体内容也难以考究，但也不难猜测必然是对上古先民的赞颂，尤其是对后来的创世神话中的三皇五帝等神祇的赞叹颂扬，通过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可知，这些人的确也是以滑稽的表演和机智的言辞来取悦灵帝，神话传说乃至稗官野史必然更容易吸引人。汉灵帝对皇羲的赞颂，一则是展现了帝王对神话传说的兴趣，二则是展现了神话传说已经逐渐定型。

《山海经》之《海内经》亦对伏羲有所记载：“有木……名曰建木……大暤爰过。言庖羲于此经过也。”郭璞认为“大暤爰过”是“言庖羲于此经过也”，可见郭璞也已经将大暤与庖羲画等号了。又《山海经·西山经》记载有“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女娲之肠”。《山海经》的成书年代有争议，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成于战国中晚期，其中有部分汉人增补的痕迹。《山海经》对于大皞、女娲、少昊的记载，其实反映了早期先民所熟悉的神话谱系，后世学者如郭璞对这些文献的注释，则展现了后人对上古神话的理解与新认知，这些新知识是逐渐积累、层叠上去的。此外，曹植、潘岳、挚虞等都有颂扬伏羲功德的《伏羲赞》，表达了对圣人的向往崇敬之情。

《帝王世纪》曰：“庖牺氏生于成纪。”其对于“庖牺氏生于成纪”的记载说明西晋时“庖牺氏生于成纪”的故事已经有一定影响。随着《帝王世纪》的流传，伏羲氏生于成纪的说法自然也得到更多的认可与认同，并被后世学者吸纳。当然，这个故事的流传与皇甫谧关系极大。皇甫谧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博学之人，他的弟子有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等人。皇甫谧《帝王世纪》又载：“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氏没，庖牺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都陈，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庖牺氏，是为牺皇。”

皇甫谧之后，对三皇历史构建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司马贞，其在《史记索隐》之中大量引用了《帝王世纪》，当然也接受并传播了皇甫谧的知识与观点。总之，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皇甫谧《帝王世纪》的基础上，构建起了太昊伏羲氏的“圣王”形象，三皇之首的太昊伏羲，被定格在朝廷规定的三皇祭祀中，并被历代继承。《通典》卷53《礼十三·沿革十三·吉礼十二》又载：“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飨祭。”如此，唐玄宗时期，官方不但确立了三皇祭祀等制度，还允许地方建设庙宇，纪念或祭祀历代帝王。

二

三皇祭祀之外，历代帝王祭祀兴起，又经过宋金时期的发展，历代帝王祭祀深入人心，伏羲百王之先的形象确立并流传至今。北宋建立之后，对历代帝王陵寝的保护、祭祀相当重视。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诏前代帝王陵寝、忠臣贤士丘垅，或樵采不禁、风雨不庇，宜以郡国置户以守，隳毁者修葺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再诏先代帝王陵寝，宜令所属州府遣近户守视，其冢墓有堕毁者亦加修葺。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又下诏强调安排祭祀先代帝王陵寝事宜。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其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夏禹、成汤、周文王武王、汉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岁春秋祠以太牢，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文献通考》卷103《宗庙考十三》亦载：“他处有祠庙者，亦如祭享。”如此，则是宋初政府对各地祠庙的承认与保护，这是在唐代基础上的继续与提升。

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朝廷规定全国通祀三皇，于是三皇庙在全国普及开来。元代对于三皇极为崇敬，虽然三皇祭祀用历代名医配祀，但是全国各个州郡县皆建立三皇庙的举措，则是影响深远的事情。如此辽阔的元朝版图之内，各地皆通祀三皇，首先完成了一个情感认同，天下四方皆是三皇之疆域，普天之下皆是三皇之子孙。明初，对三皇的祭祀沿袭元制。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认为天下郡县通祀三皇，劳民伤财，故下诏郡县不得通祀三皇，甚至改变了唐玄宗以来的春秋二祭三皇的悠久传统。在朱元璋的强力推动之下，翰林院与太常寺考察礼仪，认为天下州府县通祀三皇不合礼制，于是制定了历代帝王祭祀于陵寝之地的制度。

甘肃天水地区的伏羲祭祀，虽然渊源久远，但是在明代却是处于次要位置的。原因有二：第一，伏羲祭祀在陈州举行；第二，元代规定的全国统一的三皇祭祀被废止了。明代中期，朱元璋所制定的礼制渐有松动，与伏羲有密切关系的天水，慢慢也得到了祭祀伏羲的官方资格。《明史》卷50《礼志四》载：“正德十一年，立伏羲氏庙于秦州。秦州，古成纪地，从巡按御史冯时雍奏也。”

三

很显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伏羲祭祀经历了多次演变，从最初秦的先公先王祭祀青帝，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的畤祭五方帝，从唐玄宗在京城春秋祭祀三皇，到元成宗诏令全国郡县通祀三皇，从朱元璋废止三皇庙，再到明清时期在淮阳、天水出现单独的伏羲祭祀，历代伏羲祭祀的发展演进历历在目，纷繁复杂，但是历代伏羲祭祀的脉络还是有记载的。伏羲作为上古圣王，其历史本身就是被不断层累而成的，无论是被视作诸天帝之一的青帝，还是三皇之一的太昊伏羲，抑或是历代帝王之首，当时的祭祀其实是合祭，明代中叶以来才更多地表现为单独祭祀。其实，合祭的地位更高，单独祭祀虽然也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实际的操作者则是地方官员及士绅。

明代中叶以来，甘肃天水民间相传正月十六是伏羲诞辰，民间春祭日期遂定为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六，秋祭则是相传的伏羲去世的时间，即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九，今天流传下来的天水春、秋二祭伏羲的时间，当是明代中后期以来逐渐确定的，并被延续至今。公祭伏羲大典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办，日期则选在了每年的夏至日。

综而论之，伏羲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其必然代表了中华先民奋斗不息的一个时代，而作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伏羲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代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祭祀举措也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天水伏羲祭祀是历代伏羲祭祀的缩影与印迹，体现了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生生不息的价值追求，是海内外华人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情感纽带。研究伏羲文化，调查伏羲祭祀，不仅对探究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精神等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节日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祖国统一更是意义深远。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天水伏羲祭祀的发展演进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研究”（2023YB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