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2025年11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越教授的讲座“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何以可能？——兼谈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史学史”。该讲座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西方史学史系列讲座”第30讲，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晓群教授主持，整理人为冷昉暄。

问题缘起

张越教授对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问题意识，源自其亲身参与的一个未竟社科重大项目——“中外史学理论比较研究”。该项目由中国史学研究和外国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分别牵头，计划双方先分别撰写各自的内容，再对话各自史学理论的发展态势，从而实现中外史学之比较。然而，项目在推进之初便陷入困境，项目组成员发现这种方式只是在做简单的罗列，却无法提供实际的中外史学比较价值。于是，课题组转而提出“不对称比较”的思路，避免诸如司马迁与希罗多德这类生硬而被动的点对点的对比，同时确立了“中外史学互为参照，不以中批外、也不以外批中”的宗旨，摒弃粗疏的优劣评判。尽管如此，具体的研究内容与路径依然无法明确下来，比较的意味也并不鲜明。这一项目未能继续推进。

张越教授认为，该项目的研究之所以遇到困境，其核心原因在于当时学界缺乏支撑该研究的实力与积累，对中外史学研究这样的课题还缺乏在研究对象、研究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理论认识。他总结说，要想开展更深入的探讨，首先需要考虑清楚以下四个问题：何为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怎样进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什么？中外史学比较的意义何在？而这可以从对前人研究情况的回顾中寻找头绪。

前人研究情况

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并非一个全新的课题，近代以来早有学者著书立论，展开探索。张越教授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多个阶段。

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一些学者已具备初步的比较意识，但研究方法随意、问题意识模糊，以至成果零散，没有将中西史学比较做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二书中，着力引介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并尝试将之与中国史学的本土资源相结合，从而具备了最初的比较意识。何炳松则在翻译工作中发现西方新史学观点与中国传统史学实有相通之处，于是在《历史研究法》（1927年）、《通史新义》（1930年）等论著中试图通过借鉴西方史学重新认识中国史学的近代新意，并明确了这种比较所应秉持的客观、实用的立场。在三四十年代，罗元鲲、周容、杨鸿烈等学者也稍有触及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亦有胡适、钱穆等学者进一步探讨过比较研究的方法。然而，这些努力都还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既不系统，也欠深入。

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中西史学比较的研究意识逐渐形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西史学比较开始成为一个对象和意义都得以明确的学术课题。耿淡如先生率先对史学史学科自身进行了反思和界定，并从史学史的角度明确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他提出，鉴于各国史学的发展非常不平衡，正可以运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综合，并与社会发展状态相联系，以便研究世界史学通史。同一时期，齐思和先生也指出中国和欧洲的史学传统是比较研究理所当然的对象。

杜维运则是第一个将比较研究真正落实到学术实践中的学者。他在留英求学期间发现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认知和判断片面而偏颇，由此意识到立足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中西史学比较的重要性，于是写作了《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1965年）、《中西史学比较》（1988年）等书，是为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最早的专著。他指出，应将中国史学置于世界史学之中来看待，在比较中阐述中国史学的出现、成立与发展，衡量其优缺与得失，并基于这种比较的理念编纂了三卷本《中国史学史》（1993年）。汪荣祖是上世纪末从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另一位重要学者，他在《史传通说》（1988年）等著作中突破了中西史学同时期的两两简单对比，认识到中西史学之间的不同实为“文化有异，情理可通”，因此在比较中应透过表达方式的表面不同，从文化的深层次辨其源流，窥其底蕴。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发展至此，其学术实践和收获渐有积累，理论认识亦日趋深化，逐渐成为了目的明确的专门研究领域。

时至二十一世纪，研究状况再次得到更新。“中西史学比较”被明确为“中外史学比较”，其研究对象得以拓展至更多非西方国家，比较的理论与方法本身也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刘家和先生《论通史》（2002年）一文专门比较中国史学的“通史”传统与西方史学的“普世史”传统，这是一种从中外相同或相异的具体问题入手进行比较的研究意识，其实质是中外史学观点的比较，而这一新的研究起点使得研究的过程和结论都更为具体、更具学术品质。有此基底，中西史学比较的逻辑很快得到了更为精细的勘察。刘家和与陈新在合著的《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2005年）一文中，借助当代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的方法，从逻辑概念角度系统讨论了中外史学比较之究竟是否可行、是否可比、有何意义，尔后陈新又在《二十世纪以来中西史学理论比较史研究》（2009年）一文中精辟概括了中国史学界开展中外比较的三种路径及其特点：以西律中、重目的方法之比，借西释中、重概念史观之比，求异志同、重思维类型之比。这是逻辑归纳比较的进一步深化。

张越教授认为，这些新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均受馈于前述“中外史学理论比较研究”项目的推进、受挫和后勇。当前，学者们已对该课题的诸多前置问题予以明确，并开始触及更深层的疑难问题。张越教授总结出以下六点以供评估：

首先是关于研究对象的问题：（1）中国的史学理论是什么？与西方史学理论能否成为比较研究的对等项？既往研究已然给予了清晰而肯定的答案。那么，（2）比较研究究竟要比较什么？答案是应不止于点对点的内容，而要涉及到史观、编纂与叙事、文本书写等诸多层面，这就引出了关于研究方法的一系列问题。（3）表面上的“摆拍”式比较和深层次比较有何区别？隐藏在双方“史学理论”背后的文化渊源、思维方式、史学传统、理论语境、逻辑推演路径、史家学术诉求等中外史学史家的不同特点，如何拿捏在一起对比研究？张越教授认为前述他与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都已在一定程度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实则是讨论不尽的。更加复杂难明的是后续三个问题：（4）中外史学理论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不同表现怎样纳入到比较范畴中去？（5）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不通约，而中国近代史学却存在刻意学习借鉴西方史学的情况，那要怎样处理这两种不同状态所带来的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不平衡性问题？再者，拓及研究者的立场和意识层面，（6）怎样看待比较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怎样处理比较研究中可能出现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张越教授承认，学界对这三个问题仍需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研究趋向和展望

在学术史梳理和学理总结之后，张越教授还围绕“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史学史研究者”和“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史学史”这两个问题，深入剖析了当前史学史研究的现状并做出展望。

中外史学理论比较研究有一个特点，即它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格外高的要求：虽然并非必须达到兼通中西的水平，但中国史学和外国史学的研究者也至少要对对方领域的史学和史学理论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而，由于学科壁垒的存在，双方长期处于分隔状况。所幸经过近一二十年的积淀，史学界业已培养出一批符合知识结构要求的青年研究者，在他们身上显现出了某种共性特质：治史学史者多治中国史学史，治史学理论者则多治西方史学理论。对于这一状况，张越教授评价道，中国的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终究还是要以中国史学为本位，并应充分发挥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作为沟通桥梁的作用。在此，中国的史学理论的研究者既握有西方知识体系及语言方面的优势，又保有着中国本土学术文化传统素养的天然优势，因而史学理论研究似乎具备着更为有利的突破条件。当前一些年轻研究者已充分展现这些优势，张越教授展示了屠含章博士、张作成教授、金嵌雯博士三人的比较史学方面的论文，他们都将中外比较视野与对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的阐发相结合，尝试比较研究与本土史学研究的深度融合。

然而，在这种良好趋向之下，张越教授也敏锐意识到当前学术生态中存在着几方面的不足。通过对这些不足的反思，张越教授将讲座收束到“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史学史？”这一根本性问题上。

首先，尽管一些年轻研究者的工作推动了学术发展，但学界近十余年在整体上有陷入瓶颈之虞，期刊能见之论文大多重复、陈旧，缺乏新意。其更为深层的危机在于，很多研究者往往过分偏重史学史的梳理，却欠缺史学理论的视野。对此，张越教授以克罗齐、柯林伍德等大家的实践为例，说明二者实是一体两面的，在研究中应同时具备史学史研究意识和史学理论研究意识。

其次，当下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学者时常能为史学史带来新问题、新视角，然而很多史学史研究者却对之抱有一种封闭心态，这严重阻碍了学科发展。张越教授于是提请实践一种开放的史学史，其意涵不仅指向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还指向能够包容多样化的阐释工具和叙事框架。

与此同时，这些多元化、多样化仍然是需要依归的，其最为根本的就是转向“当下”：以反思史学的现在为问题意识的起点，以建设史学的现在为研究的终点。这是对从梁启超到金毓黼、蒙文通、顾颉刚、周予同、齐思和等前辈学者的优良学脉的继承。

最后，当前史学史研究与史学前沿存在脱节，这可能会导致研究中出现难以被论及的空白，也可能会带来国内研究者与国外同行对话时的不力，因此诸如世界史、考古学、公众史学、概念史、知识史、新文化史、学术社会史等等不同层面相关领域的成果，都应当得到史学史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和主动吸收。在以上对“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史学史？”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中，主讲部分也告一段落。

在问答环节，吴晓群教授和汪丽红副教授均感到“以中国史学为本位”的提法有待商榷，认为其可能存在以中国史学话语套解西方史学的问题，更认同“从中国史学出发”。张越教授对此表示赞同，指出“本位”易引发保守、顽固的误解，而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天然源于中国史学与文化，这才是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立足点。之后亦有多位老师、同学从各自的关怀与困惑提问交流。整场讲座在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

（讲座内容已由张越教授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