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梓岩

老鸦滩在綦江的一条支流上，水面不宽，但水流湍急。两岸是层层叠叠的包谷地和见棱见角的青石崖，在没有修起那座钢筋水泥大桥之前，两岸乡邻的脚力与营生，全系在一根指头粗的旧钢丝绳上。

那根钢丝绳横跨江面，两头死死地缠在几百年树龄的老黄葛树根上。绳子离水面不过两尺高，全靠人力生拉硬拽让木船过江，当地人管这叫“拉拉渡”。

掌渡的是个残疾老人，姓陈，大伙儿背地里叫他“陈××”。其实他那只眼好得很，看江面上的生水旋涡比谁都准。陈老汉的船是一条老柏木做的划子，船舱里长年垫着厚厚的干稻草，用来吸掉踩渡人鞋底带上来的江泥。每年清明前后，他都要用熟桐油把船身里里外外刷上一遍。那种新桐油在正午太阳底下晒出来的味道，又热又辣，还带着点烟熏的微苦，大老远顺着江风就能闻见。

逢着赶场天，老鸦滩便活泛起来。清早，浓重的江雾还没从水面上散去，对岸就传来拉长了调子的喊声：“陈——老——汉，开船哦——”那声音在雾气里显得湿漉漉的，像被水洗过一样。

陈老汉听见喊声，把手里抽了一半的叶子烟往鞋底板上狠狠一磕，掐灭了别在腰上，解开拴在木桩上的铁链，哗啦一声，古旧的木船便滑进了水里。

上下船的人五花八门。有背着嗷嗷叫的小猪崽的农人，有挑着颤巍巍两筐鲜烟叶的烟农，还有掐着一把嫩葱、穿着一双新胶鞋去相亲的年轻姑娘。船小，人一多，船舷就贴着水面往下沉。大伙儿上了船都不敢大声说话，自觉地把屁股挪到船舱正中间，半蹲着，或者双手扶着膝盖紧挨着坐下。

陈老汉站在船头，右手套着一截从旧卡车轮胎上剪下来的橡胶皮子，死死攥住那根横跨两岸的钢丝绳。他身子往前一倾，右脚往舱板上一蹬，全身的力气都贯在两条手臂上。钢丝绳被拉得笔直，在半空中绷成一条线，发出“吱呀、吱呀”的酸胀声。随着他的拉扯，木船在浑浊的江水里破开一道白亮亮的水线，沉稳地朝对岸荡过去。

有一年夏天遭了大水，山上的泥石流把江水染成了红苕汤一样的颜色。江面上漂着连根拔起的枯树和大捆的死草，打着旋儿往下游冲。那天，对岸王木匠家的小儿子突发高烧，惊厥得全身发抖，王木匠背着娃儿在岸边跪着，冲着波涛汹涌的江面直作揖。

陈老汉隔着大水看了一眼，骂了一句谁也听不懂的土话，硬是把船推下了水。那一次，我和叔叔在岸边看着，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木船到了江心，被一个暗旋撞得猛地一歪，陈老汉头上的草帽被恶风吹落，打了个卷就沉进水里没了影子。但他那条套着轮胎皮的手臂就像生了根一样，死死钉在钢丝绳上，硬是凭着一股子蛮劲，把一船的惊涛浪涌和那个高烧的娃儿，平平安安地拽到了渡口。

事后，王木匠提了一只老母鸡和两瓶烧酒去谢他。陈老汉把鸡撵了回去，把酒留下了。当晚，他在亮着一盏煤油灯的船舱里喝得大醉，对着空茫茫的江水唱了一夜沙哑的号子。

上世纪90年代末，镇上筹钱在老鸦滩上游修了一座水泥拱桥。通车那天，漫天都是红色的鞭炮屑，噼里啪啦的声音从街头响到街尾。

桥通了，走“拉拉渡”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到后来，只有几个习惯了走老路的老人还会绕道来坐船。陈老汉也老了，拉绳子的手开始不可抑制地发抖，那根粗钢丝绳在石头上磨得起了许多毛刺，经常扎得他满手是血。

再后来，一个落雨的冬日，陈老汉没有熬过去，静静地走了。他无儿无女，走的时候手里还握着那块磨得精光的轮胎皮。

那条老柏木船没了主人，被一根烂绳子拴在岸边的死水湾里。第二年开春发大水，绳子断了，木船顺流而下，听说在下游的电站大坝前被激流撞成了碎木片。

如今，我坐着回乡的班车，从宽阔的水泥桥上一晃而过，不过几秒钟的时间。摇下车窗，温热的江风灌进来，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桐油和叶子烟味道。只有那两棵老黄葛树还立在岸边，它们粗壮的根部被当年钢丝绳勒出的那道深深的黑印子，早已经被新生的树皮密密包裹起来，长成了一个个粗糙而坚硬的树瘤。它们默默地立在那里，像是一座没有碑文的纪念碑，记录着一段被江水冲走的岁月。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作家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