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涌金楼）

浙江的村镇银行正迎来一场新变局。

近日，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华分局下发批复文件，同意中国农业银行收购浙江永康农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并设立三家支行。这意味着永康农银村镇银行完成“村改支”，成为农行体系在浙江首家改制为支行的村镇银行。

不止是浙江，今年以来，广东、福建、重庆等地也出现不少“村改支”。这些村镇银行更替了牌匾，由“独立法人”变成“分支机构”，乍一看，似乎有在并购潮中退场的苗头。

扎根县域的村镇银行被称为金融服务的“毛细血管”，如今却频频成为“收编”的对象，背后有何原因？未来又将何去何从？涌金君带你解读。

01

业务“小而美”，经营压力大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越是银行扎堆聚焦的区域。过去十几年，浙江村镇银行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落实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等重大部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们是很多地方的“唯一一家银行”，凭借“存本地的钱，贷给本地人”的业务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触角最深，服务最贴近基层的金融机构。

浙江丽水一村镇银行负责人告诉涌金君，知根知底，是村镇银行的一大优势：比如谁家的杨梅园今年要扩种、哪条老街的铺面刚翻新，甚至村民家孩子考上大学需要学费，客户经理都很清楚。这种“熟人金融”的黏度，恰是毛细血管最细的末梢——钱流得慢，却滴灌得准。

带着支农支小、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的初衷，“金融小草”在过去十几年高歌猛进深入农村腹地。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全国共有1587家村镇银行，服务客户超3000万人。

不过，金融市场向来竞争激烈，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各家银行纷纷入局发力，村镇银行也面临不少挑战——除了要应对国有大行的规模体量优势，还要直面农商行等凭借庞大网点形成的渠道竞争压力。除此之外，由于自身存在治理不完善和内控机制薄弱等问题，这些年部分村镇银行也暴露了不少风险事件。

针对这一现象，早在2020年，原银保监会发布文件明确提出，允许监管评级良好、支农支小特色鲜明的村镇银行吸收合并所在县（区）或省内临近县（区）的高风险村镇银行，将其改建为支行。此后，不少国有大行也纷纷下场，并作为整合方加入这场改革中来。

可以说，当前的村镇银行已告别了跑马圈地时代，“减量提质”正成为主流。仅2024年，全国就有将近100家村镇银行解散。浙江村镇银行改革也在加速，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已有数家村镇银行合并解散或完成“村改支”“村改分”。

02

并非“大鱼吃小鱼”

对于大行而言，“村改支”是对县域版图的主动出击；对地方金融机构而言，“村改支”也是提升治理、稳发展的现实选择。

“最终还是为了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和效率，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和农村经济发展。”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告诉涌金君，本轮“村改支”不是简单的网点撤并，而是金融资源从粗放扩张转向精耕细作的战略转型。

从过程看，这场瘦身，也并不止是简单的“大鱼吃小鱼”。

2020年，宁海西店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由“”宁海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将其合并后再解散。2024年，岱山稠州村镇银行和舟山普陀稠州村镇银行完成的“村改支”，背后也是由发起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推动。

浙江的村镇银行改革，大多是发起行在“自家篮子”里做优化，更明确地说，是“谁发起、谁兜底、谁整合”。

“虽然大型商业银行积极推进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但除中银富登之外，大型商业银行旗下的村镇银行较少，对相关工作影响非常小。”不少专家表示，未来，大型银行不会大规模收购村镇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专家提醒，兼并重组并不是“一招鲜”，加快发展中小银行，还需要采取措施，防范大型银行在非市场化的过度下沉中给中小银行带来的“挤出效应”。对此，董希淼建议，要同时给予中小银行包括差别化的监管规则、税收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