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湖晚报）

转自：南湖晚报

　　N徐志平

　　清代的乾隆皇帝喜欢写诗，我想是有两个原因，一是乾隆作为满人学习中国传统诗，他觉得特别新鲜，也觉得能掌握这样复杂的诗歌形式，颇值得自豪，所以就多写；二是可能成了习惯，觉得用诗歌形式作批示，自有它的特点，言简意赅，形式新颖。如当时浙江一带凡是发生灾荒、春种秋收、年成好坏均须上奏，乾隆均以诗作答，留下大量诸如《命缓征浙江去岁被旱州县，诗以志事》《浙江巡抚吉庆奏报早禾收成八分有余，诗以志慰》等诗。他在诗中反复申说“曰食曰衣总民要，殷殷孰不切关衷”“足衣资食酬民愿，旰食宵衣慰我情”“爱民惟是筹农要，晓夜孜孜此屏营”的道理。在乾隆写的有关浙江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农桑的关心，对灾害的注意，而且关心得十分细致，地方官的疏忽或马虎也难逃过，所以乾隆诗中有大量的是针对地方官向他汇报灾情、年成而作的“批示诗”。这类诗说的都是大实话，确实没有什么文学性可言。

　　乾隆六次南巡到浙江，一路写下大量的诗。从《杭州府志》及《嘉兴府志》《桐乡县志》《海宁州志》中所收集的乾隆写的近千首诗看，他的诗有写当地风景名胜古迹的，这一类诗艺术上也还可以，如他在杭州西湖、嘉兴南湖烟雨楼写下的几百首诗，很多至今仍为人们赏识；也有记述自己南巡过程的诗歌，还有记述当地民情、民俗的诗歌；或者是与别人唱和或赠人诗作，如他与嘉兴的钱陈群唱和了许多诗篇；另有一类是题画诗，如他对嘉兴的项元汴、钱陈群之母陈书、桐乡的画家金廷标的画，题写了大量的诗；最后一类是以诗歌形式作批奏，表扬或批评下属的诗。这一类诗歌特多，颇多具体的细节，可以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他已经八十多高龄，这一年春天，浙江巡抚长麟向他奏报浙江喜降春雨，缓解了旱情；山东巡抚向他奏报山东喜降大雪，而处于两省中间的江苏却未有奏报，他在《浙江巡抚长麟奏春雨沾足，诗以志慰》中提出责问，“姑苏一带独阙奏，督抚宁忘命驿询。”在诗下自注说明，“江苏界浙江、山东之间，当可一律均沾，乃尚未据奏到，为之悬廑（记挂），因即降旨驰询。”在这样的督促下，地方官疏忽不得一点。

　　最有趣的是有一年，浙江巡抚长麟向乾隆奏报虽遭灾，但稻米收成有“九分”；第二年巡抚吉庆向乾隆奏报稻米收成“八分有余”，乾隆分别写诗祝贺勉励，在给吉庆的诗中写道，“昨岁九分今八余，亦堪称稔慰心舒。中虽欠上实为幸……”

　　乾隆二十一年（1756）春，江南一带发生水灾，但江、浙两省巡抚向乾隆的灾情报告不一样，浙江上报的灾情不重，且没有嘉兴受灾的报告，这样朝廷赈灾免赋也不一样，没受灾当然没有救济和减免了。但乾隆觉得奇怪，因为两地紧密相连，怎么一地灾情严重，一地会无灾情呢？当时他写了《命缓浙江本年正供，诗以记事》一诗表示疑问。次年，乾隆亲临嘉兴，向退休官吏钱陈群等了解实情后，在《过嘉兴府城》一诗中对浙江、嘉兴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而瞒报灾情严厉训斥，并重新对当地百姓减免了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