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期主持人 李欣媛

最近BBC发布的一篇新闻，介绍了韩国文化发生的一次社会震荡。自去年9月IPhone17发布以来，韩国90后的公众形象发生了变化，IPhone长期以来被视为年轻人的专属智能手机，但是在Z世代看来，90后的使用看上去是在“拼命想要显得年轻”。

在韩国社会，代际之间的关系正在挣脱传统意义上严格的辈分制度。几年前，"kkondae"（韩语"꼰대"，指固执傲慢的中老年人）曾是韩国年轻人描述烦人长辈的流行词。高丽大学世宗校区社会学教授李载寅指出，这种代际摩擦因社交媒体而加剧，因为"多个世代混居于同一网络空间"。他补充道："过去不同世代占据不同文化空间的现象已基本消失。"

在互联网环境下，代际关系似乎变得敏感起来，这其中有着一代人对一代人的羡慕与崇敬，也有着一代人对一代人的不屑与厌恶，在这一过程中，更快速便捷的数字工具到底是在拉近彼此之间距离，还是创造了新的隔阂？科技发展到底如何如何形塑我们的社会关系，或者说，以怎样不易察觉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

01 复杂因素影响下的代际划分

王鹏凯：上周，我去参加了《富足一代》的新书活动，这本书聚焦1995-2005年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怎么跟父辈相处，对于国家、社会有什么新的理解。活动上也聊到了世代问题。西方社会有所谓的Y世代、Z世代、阿尔法世代这样的特殊代号去指称不同世代的人。这跟我们国内通用的划分方式是不一样的，国内通常还是用整个10年作为一个代际，像是80后、90后、00后。

当时就有讨论到，这种划分代际的方式到底是不是有解释力的。我们划分世代，是想要去指代某个阶段出生的人，他们可能共同经历过特定的社会思潮或者社会事件，这极大地塑造了这一代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对于社会的理解和态度。比如美国的婴儿潮一代，是成长于战后的特殊环境，而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又会影响到当时的那些年轻人。又比如，抛开所谓的00后、10后，在新冠疫情期间上大学的这一代人，就是很不一样的群体，他们接触到的大学生活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会很直接地影响到他们怎么去处理自己跟同学的关系，怎么去处理自己跟大学教育的关系，怎么去重新想象自己的生活。

徐鲁青：我觉得不同地方和不同社会的代际划分会非常不一样。比如说中国社会变化是非常快的，三年或者一年的变化就非常大了。如果放在欧洲或者是放在其它更加静态一点的国家，比如说日本，那他们在20年之前的社会跟现在的社会可能是差不多的。代际的理念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冲撞。我采访安孟竹的时候，她就说中国社会出现很多原生家庭的讨论，在特别高速发展的时候，上一代人和这一代人的冲撞总是会很大。

Z时代的划分好像是一个国际上的划分，它跟互联网普及这些也是有关系的，那每个地方的普及速度也是很不一样的。1996年的中国大多数的家庭都是没有个人电脑的，可能到了2000年，甚至2005年之后，电脑才被大规模普及。

上一代人看下一代人总是不爽的。或者是总是会觉得他们是有一些非常固定的特质。当时80后韩寒那批人也是会被70后和60后说很叛逆，很自私，现在00后好像也总是被描述成这样子。但我觉得这种特征在年轻一代中不断重复，它到底是一个代际的特征，还是一个年轻的特征？

02 数字原住民感知世界方式的变化

李欣媛：千禧一代，就是90后这一代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00后很小的时候，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互联网，现阿尔法世代，就是出生于2010年到2025年这一代人，互联网已经完全普及，他们将一出生就会进入到数字时代。

安妮·E·凯西基金会曾提到一个数据，40%的阿尔法世代在两岁的时候就拥有了平板电脑，58%的阿尔法世代在四岁就拥有了平板电脑，近四分之一的阿尔法世代在八岁就拥有了手机，三分之二的阿尔法世代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4个小时。他们一天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到一件事：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直接筛选信息。因为网络上的信息带有一定的平台偏好，会构建一个信息茧房，那会不会对他们的一些想法或思维方式产生一定的变化？

王鹏凯：所谓的数字原住民，他们是跟数字时代共同成长的。青少年怎么使用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其实是过去一段时间学界很热门的话题。最初尼尔·波兹曼提出“童年的消逝”，指的是电视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他们在很小的年龄就可以通过电视接触到过去这个年龄接触不到的东西。但是今天所谓的互联网技术，其实不止是带来“童年的消逝”，有一本书叫《遗忘的尽头：与社交媒体一同成长》，它就讲到，今天的青少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互联网，这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他们怎么去认识自己，以及身边的生活环境，它会带来新的方式，而不只是将他们与成人拉平。可能矛盾也是从这里出来的，他们不是在重复或者过早地经历过去成人的一些体验，而是在主观地使用这些新技术，去过自己的童年生活。

《遗忘的尽头：与社交媒体一同成长》

[美]凯特·艾科恩 著 骆世查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3-1

李欣媛：我们的生活和电子变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从键盘到触屏，再到可以语音交互。这种人机交互的方式，也在影响了不同世代对于世界的感知能力。比如说，千禧一代更普遍使用的社交工具是Facebook、Twitter、微博，更多是文字，但是现在更多使用的是Instagram、Tik Tok、抖音，视频化更明显。

丁欣雨：之前有相关理论说，电视一般会放在一个场景性的空间里，你不用全神贯注只盯着电视里的内容看，电视在一旁同步放着，你能够边做饭或者边收拾卫生，它是允许分心的。玩手机就很难是这种情况，更多时候我拿起手机要搜一个什么东西，结果被某个信息流吸引住，就去别的平台看别的信息，越来越忘记本来的目的。

王鹏凯：我毕业论文的研究有一部分涉及到青少年如何使用手机。通常在应试教育环境里，特别是初高中，手机是一个被禁止的东西，而疫情对年轻人使用手机，包括手机在他们生活中的位置，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一个长期在县域做教育公益的人告诉我，手机在学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完全是因为这一代人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就已经在使用手机，另外一个原因是疫情期间，很多事情需要通过微信群通知、统计，或者签到，这使得手机在他们生活中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存在。过去可能家长会把手机给藏起来，或者限制使用手机的时间，但是疫情期间要上网课，你必须要用手机和电脑登录，这时候手机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一种合法性的存在，也使得青少年使用手机的时间相较于过去有了显著提升。过去会觉得手机只是一个娱乐消遣和社交的工具，现在不是了，它还承担了很多学习、工作的功能。

03 数字工具如何创造社交隔阂

李欣媛：市场营销学专家亚当·奥尔特曾提出过一种理论，这一代人沉迷于电子产品，这种沉迷会损害他们解密非语言社交信号的能力。也就是说可能我们更习惯于在网上跟人家去进行沟通，而不是说现实面对面去沟通。

有的人不知道怎么回应社交层面、现实层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来询问AI，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复，但是社交功能是可以“已读不回”的，因为它不会像现实中我必须要给你一个反应。因为一直在对着屏幕，使得我们没办法去看一些微表情或者是当时的氛围，这些比较微妙的东西。

徐鲁青：我自己特别大的感受就是很多人不敢接电话，我在做这个工作之前，也没那么喜欢跟人打电话，但做了之后发现有些采访对象，如果有一个手机号码，直接给他打过去，问最近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听听你的看法，ta会直接跟你说。要是加一个微信问，对方会等半天，所以我后来挺喜欢打电话的。

王百臻：我会觉得媒介对于代际区别的塑造确实很重要，但还有一点，即在媒介之外，某一个特定时代或特定时刻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其他大型社会事件也会产生很大的作用。我们国家是在1979-1980年前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在媒介之外，这种变化对那一代人整体的精神面貌以及日常生活方式、消遣方式的影响还蛮大的。就拿打电话这个例子而言，我是那种会比较害怕打电话或者线下沟通的人，对我而言，在一个以独生子女为主的时代里，我自己从小到大没有特别多的机会去练习一种向外的沟通方式，更多的时候，我会在一个独处的时间和空间里，去想办法怎么为自己解闷，我觉得这种变化对于与我同龄的那一代人影响还蛮大的。

此外，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长们也经常会跟老师讨论一个孩子的性格，而在绝大多数情况里，似乎一个更外倾、更外向的孩子是老师以及家长都想看到的，但事实往往相反，绝大部分孩子并不能特别洒脱地进行一种公共表达。所以在那个时期，除了成绩之外，一个孩子是否外向也会成为他是否得到老师喜欢，或者说在那个体系里面得到更高评价的很重要的维度。我会觉得除了媒介的演变，这背后是会有一个时代以及其整体政策方面的影响。

04 “tag文化”背后的心理茧房

李欣媛：我觉得表情包和梗文化成为了现在互联网上大家彼此交流的一个工具，它可以去传递情绪。比如一个表情包，我们互相就知道，但是可能年龄更大的人，就不理解你是什么意思，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暗语。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英剧《混沌少年时》，它在讲一个男孩是怎么被环境一步步改造成了一个厌女者，其中讲到他被同学之间的聊天的一些表情刺激到，但是家长是完全看不懂这些表情的。表情在不同的世代眼里，已经发生了不同含义的变化，可能上一代人看微笑的表情，就是一个微笑，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看这个表情，就是“我好无语”。

尤其我们在使用社交工具的时候，为了便于被更多的人看到会使用tag，那么在标签化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虽然说带来了高效，但是这种“tag文化”也在区隔每个人。

徐鲁青：很多标签是隐形的，另外我在想一直说社交媒体制造了信息茧房，我们已经说了几十年了，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理论，那它现在还适用吗？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

有时候我去刷小红书，也会有新的信息跳出来，像上一个时代会主动点击博客，点击豆瓣，点击的很多都是关注的人，所以我反而觉得小红书没有那么信息茧房，会不会有一些和这个理论不太一样的东西正在发生。

王百臻：我会觉得，内容平台纷纷提供更良好的标签系统只是这场“tag文化”演化的一面，而在另一面，是人们，即内容消费者那一端，选择并接受了那些提供了更精准tag功能的内容平台。直到今天，互联网上依然存在着一些推荐算法比较模糊、标签系统不那么明确的平台。我们可能经常会夸赞这些平台，夸赞它们的“理想主义”或者“坚守初心”，但在现实生活当中，绝大多数人也许很少能够真正投入地享受使用它们。因为你在其中获得的那种感受很难是一种持续性的快乐，它们难以带给你足够高频的多巴胺冲击。

我看到有些帖子会讲，尽管某个平台内容很好，但是它似乎一直读不懂我的喜好，会持续推送给自己并不喜欢看的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人们确实渴望高质量的好内容，但他们更不太想被频繁推到自己不喜欢或跟自己观点相左的内容。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tag文化”能够发展到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并不完全是作为一种分类工具的“tag”在所有平台中都得到了发展，而是那些建立了更精准推荐系统、能够打造更有诱惑力的信息茧房的产品，是它们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占领了消费者总量有限的注意力。

这种演化本身也伴随着互联网本身氛围的转向，在千禧年前后，互联网的存在似乎更多拉近着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地球村”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建立过一种能在很大程度上跨越身份之别的沟通机制。而在那个阶段过去以后，到了今天，互联网的存在反而开始抗拒对话性了。此时，一种致力于区别“我们”与“他者”的派系主义文化压制了原本想要“看见他者、理解他者”的世界主义文化。通过标签，一个观点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轻松找到信奉它的人，然后又进一步被放大呈现，而这又会反过来加剧一种身份政治的实践，或者说加强本就充满政治极化情绪的对立倾向。归根结底，人们可能本来想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毕竟谁会喜欢被挑衅，而不是被认同呢？是消费者们选择了这样一种平台生态，在那当中：信息流的下一条有九成九的概率正是你想看到的内容，它会增强你的观点，而不是去冲击你；它会给你多巴胺，而不是强行带给你一种反思的氛围，大部分人可能想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李欣媛：某种程度上区隔也形塑我们对周围和世界的认知，最明显的是这一代人在看上一代人的时候，就会觉得上一代人占尽了时代的红利。比如说80后看70后，会觉得你们那个时候可以分房子，可以分配工作，90后看80后会觉得，你们那个时候学习压力没有那么大，诸如此类。每一代人都会觉得自己处于不太好的阶段。那么这种对不同世代的标签是否也在进一步加剧这种隔阂？

徐鲁青：我觉得“代际”这个词太大了，比如我们会说上一代人吃了时代红利，上一代人有福利房，但是有一波人有福利房，也有很大一波人是被下岗的，被时代毒打的，我觉得每一个代际都是有这两部分的人存在的。

女性主义里会讲交叉性，除了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女性之外，她还可能来自不同的阶级，有的女性是健全人，有的女性是残障，有的女性来自贫穷国家，有的女性来自富裕国家。我觉得代际如果要说的话，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身份，但是它里面还有太有太多其它交叉的身份了。

05 未来代际关系的走向

王百臻：代际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然后媒介又是另一个复杂的概念，当这两个概念碰在一起的时候，很多后果都未必是我们能够预测的，可能我们全程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想象。如果让我来进行想象的话，我会觉得当下媒介的发展，似乎是沿着能够让原子化个体在独处的情况下，更能满足自己的情绪和精神需要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的。所以我会有一点悲观。

我觉得不仅是代际之间，而是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有了一个可以实现情感代偿的工具。不再只是说和自己的上一代或者下一代有区隔，而是说当我们和任何人面对面相处的时候，只要拿起手机，它其实就会阻碍我们和身边那个人建立一种直接且亲切的联系。特别是对于现在那些从小就在使用AI的AI原住民来说，对他们而言，这个世界或许更近似于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所有的东西不再是千禧一代所看到那样，只是一种工具，最多可被区分为简单的工具和复杂的工具。或许在他们眼中，从一款聊天软件到一个扫地机器人，这些工具都会有潜质成为一个有趣的对话对象。

最近令我印象蛮深的其实有两个现象。第一个就是在日常生活里，已有很多人在很真诚地使用AI文本聊天去解决自己的情感需求；而另一个现象则呈现了这种趋势如何向其他沟通介质里扩散，我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会把自己和豆包的玩梗视频分享上来，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只是一个被用来调侃的对象。但我们也可以说，人原来可以和AI打视频电话了，你可以和AI获得非常即时的交谈，虽然说它可能现在没有那么聪明。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1月19日，小红书上线了新版的社区公约，与之前的一版相比，新版的社会公约提出了反对制造对立的这一点，我会觉得这个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如何审视代际关系也好，还是说其它的一些tag之间的冲突，或者说群体之间的冲突也好，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取决于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模式会怎么样发展。它决定了我们能够发表什么、能够看到什么，而这又为这种讨论的延伸增加了另外一层复杂度。

李欣媛：社交媒体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大家会考虑科技工具、数字工具，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对我们之间彼此关系的影响。比如最近，澳大利亚发布了16岁社交媒体禁令，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希望下一代能够接触更真实的世界。我觉得不同的观点的背后是态度的不同，类似于我们对待AI，有的是乐观，有的是悲观。

那么乐观的看法会说不管怎么样，人类还是需要连接，毕竟人都是群体性的动物，但是悲观会觉得社交媒体让人更多的原子化，会让这种代际也好，彼此之间关系也好，变得非常遥远。我们没有办法会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科技会越来越快，那么我们之间的变化会越来越快，有可能以后不是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去评判代际关系，而是以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