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以高效能治理助推城市现代化转型

□曾鹦

日前，省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出台，为全省城市发展描绘“五高”蓝图。其中，“推进高效能城市治理”不仅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应对超大城市复杂系统挑战、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核心路径。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成渝地区极核城市和全省“主干”，成都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其治理实践正是一场以“精治”回答时代课题的生动探索。

体系为纲

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治理新框架

高效能治理，首在体系。城市治理事务千头万绪，必须依靠一套权责清晰、协同联动、运行顺畅的现代化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城市治理“一委一办一平台”作用，其核心要义在于强化顶层统筹，打破部门藩篱，这与成都持续深化的改革方向高度契合。

在市级层面，构建“一盘棋”统筹的“大城管”格局。通过城市治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统筹调度城管、住建、公安、交通、水务、生态、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针对跨领域、跨层级的治理难题，如城市内涝防治、建筑施工噪声与扬尘协同管控、共享单车秩序管理等，建立了常态化的“综合会诊”与“联合施策”机制。

在基层一线，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投。通过深化街道体制改革，赋予街道更多对区级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统筹协调权、考核评价权，整合基层网格员、社区工作者、综合执法人员、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力量，构建起“网格发现、街乡呼叫、部门响应、协同整治”的快速响应闭环，形成“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联动响应机制。依托“微网实格”治理体系，将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安全稳定等职能嵌入最小治理单元，实现问题发现在一线、处置在一线、服务在一线，切实提升基层治理的敏捷性与精准度。在武侯区玉林街道，针对老旧街区长期存在的业态杂乱、环境脏乱、交通拥堵等“城市病”，街道“吹哨”后，城管、市场监管、公安、商务等部门迅速“报到”，联合开展规划、整治、提升工作，不仅改善了环境，还通过引入社区规划师、培育特色小店，实现了街区的有机更新与活力再造。

智慧赋能

打造可感可及的精细化治理新范式

如果说制度体系是治理的“骨架”，那么数字技术就是让“骨架”灵活运转、感知灵敏的“神经”与“血液”。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打造城市数字底座，建设城市运行管理平台——成都以“智慧蓉城”建设为牵引，正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植入城市肌理，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警、从粗放管理向精准施策的深刻变革。

成都的“城市大脑”——市网络理政中心，已初步建成并持续迭代。它作为城市的“智能中枢”，接入了交通、治安、城管、生态、水务、燃气等海量实时数据。基于这一底座，创新构建“王”字形智慧治理架构：市级“大脑”负责宏观决策与跨区域协调；区（县）级“大脑”负责中观指挥与区域分析；街道“中脑”负责事件协同与就近调度；社区“小脑”与基层网格则构成灵敏的感知与执行末梢。在社区层面，智能井盖、智慧路灯、空气质量监测仪等前端感知设备广泛布设，实时回传数据至城市运行管理平台，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系统自动派单至责任单位限时处置。这种“城市体检—问题识别—闭环整改”的数字化治理链条，显著提升了风险防范与民生响应能力。在交通领域，通过分析全网实时流量，系统能自动优化上千个路口信号灯配时，使主干道通行效率实现较大提升；在重大活动保障或突发应急事件中，可迅速启动专项预案，为特定车辆规划“绿波生命线”。

智慧治理的“温度”，体现在对民生细节的精准关照上。成都大力推动“一网通办”，并通过“天府市民云”等平台将服务送到市民指尖。更为深刻的变化在于，物联网感知设备正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城市的“毛细血管”。在部分老旧小区加装的智能传感器，可实时监测消防通道占用、井盖位移等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并派单处置。在餐饮油烟扰民问题上，金牛区试点安装了在线监控设备，数据实时传输至平台，一旦超标系统自动报警，执法人员可精准上门，变“被动投诉处理”为“主动监测干预”。这种“智能感知、自动预警、精准派单、闭环处置”的模式，正是“实现智能感知、分类预警、精细治理、精准服务”现实展现，它让治理不仅更聪明，也更贴心。

筑基固本

激发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活力

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在社区，活力源泉在群众。成都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为基础，以多元主体协同为支撑，正在探索一条激发内生动力、人人参与负责的城市基层善治路径。

网格化，是成都基层治理的坚实底座。全市建立由多个一般网格和更多微网格组成的多层次管理体系，配备专兼职网格员队伍，承担着信息采集、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政策宣传、便民服务等职责。这一精细化到楼栋、到户的治理网络，是推动构建网格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区域化治理体系要求的关键载体，确保了城市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全域覆盖、快速响应。

激发居民“主人翁”意识，是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全面建立院落（小区）居民议事会、社区听证会等协商平台，并引入社区规划师、社区律师等专业力量辅助居民议事。在成华区下涧槽社区，居民通过多次议事会，共同商定了利用铁轨旧址建设社区公园的方案，并全程参与设计、施工和监督，最终将其变为深受喜爱的“邻里活力空间”。这种“民事民议、民事民定、民事民办”的基层民主实践，极大地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此外，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和志愿者队伍，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设立社区基金等方式，引导其深度参与为老服务、儿童关爱、社区矫治、文化营造等专业领域。例如，锦江区的“春熙孃孃”志愿服务队、武侯区的“小诸葛”青年社工团等，都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这种“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格局，有效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空白，丰富了社区服务供给，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

价值引领

以人民为中心塑造治理新范式

高效能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成都的治理探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将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尺，并积极探索将其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治理实践。成都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人民性”贯穿于治理的全链条。

在决策前端，通过“网络理政平台”、12345热线、“蓉城市民观察员”等渠道，广泛、常态化地收集民情民意，让市民诉求成为治理决策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在过程之中，推行“阳光政务”，重大治理项目、民生实事推进情况主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这种“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的闭环，确保了治理活动始终围绕人民需求展开。为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的居住压力，成都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并创新推出“租房落户”等配套政策。在应对“一老一小”照护难题上，大力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公共空间适老化改造，并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在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上，不仅关注传统领域的安全生产，更将心理安全、食品安全、网络安全等纳入治理视野，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平台。特别是在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方面，成都通过“家门口”服务站点布局优化和“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向基层倾斜。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政务“一网通办”、民生诉求“一键响应”，大幅提升了市民办事便利度与满意度。一系列微改造、微更新项目深入背街小巷、老旧院落，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让城市更新更有温度、更具质感。

这些精准滴灌式的治理措施，正是成都建设青年发展、全龄友好型城市和筑牢高水平城市安全防线的具体实践体现。

深度探索

迈向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创新

推进高效能城市治理，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攀登。成都实践正在为高效能城市治理增添丰富、鲜活的注脚。面向未来，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崇高使命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成都的治理创新仍需在几个关键维度持续深化。

一是深化数据融通与业务协同，彻底打破“数据孤岛”，实现跨部门业务流程革命性再造，构建全生命周期数据共享机制，强化智能预判与风险预警能力，推动治理模式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见”转变。同时，依托“智慧蓉城”中枢系统，提升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水平，实现问题发现、分拨处置、监督评价的闭环管理。

二是推动法治保障更加健全，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及时固化为地方性法规或标准规范，为城市治理创新提供稳定制度预期。通过完善权责清单和履职规范，明确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增强政策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同时，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如数据安全、社区治理、新兴业态监管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和公信力。

三是促进多元共治更加成熟，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的专业化能力和参与深度，激发其在社区服务、矛盾调处、应急响应等领域的协同效能。完善志愿者激励机制与公益创投支持体系，鼓励基层创新实践，推广“信托制”物业、院落自治联盟等典型模式，增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共同体。

四是实现评估体系更加科学，建立更加全面、客观、导向清晰的城市治理效能评价指标，涵盖经济活力、社会公平、生态宜居、安全韧性、市民满意度等多维度内容，注重过程与结果并重、定量与定性结合。强化第三方评估与公众参与式评价，提升评估的透明度与公信力，并将评估结果有效运用于政策优化与资源配置，形成“制定—执行—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机制。

五是强化治理效能的动态监测与反馈机制，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覆盖全域、全时的城市运行感知网络，实现风险隐患早预警、民生需求早响应、政策措施早调整。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双轮驱动，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的系统性、精准性和韧性水平。

城市治理现代化，其核心密码在于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唯有让技术应用充满人文关怀，让制度设计饱含民生温度，才能真正实现从“管理”到“治理”、从“一元”到“多元”、从“响应”到“预见”、从“善政”到“善治”的深刻转变。这不仅是成都自身的必答题，也将为更多迈向现代化的大城市提供一份具有参考价值的“实操方案”。

（作者系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