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四十条资本）

“现在我们来较量较量吧！”他傲慢地补充说，仿佛面对着某种黑暗的势力，向它挑战似的。这是《罪与罚》里的段落。作为西贝商业帝国的建立者，贾国龙似乎也在病态的自大与不得已的妥协之间不断进行凶猛的搏斗。

作者丨刘燕秋

电影《梅兰芳》里有句话，讲做人，要“有头有尾有交代”。

去年9月西贝与罗永浩那场风波，本来舆论已经淡忘，贾国龙不知怎的又重新张扬起来。微博言之凿凿要罗永浩“十点见”，但罗这次显得兴趣缺缺，罕见地要“多忍一忍”，贾国龙又回应，“千万别忍，这不是咱俩性格”。

现在好了，微博依据《网络名人账号行为负面清单》第八条，对贾国龙和罗永浩的微博同步禁言。瓜吃不着了，有点emo，罗永浩更是亏大了。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俩人这次少量的你来我往中，有些东西越界了，罗永浩提了不该提的人，贾国龙要找人做主，偏还往人身上扎刀子。

董师傅之前说过，投中网作者有自己的看法，有些观点和他不一致。昨天董师傅写了一篇文章，说贾国龙是替罪羊。对此，我有些不同意见，贾国龙不是谁的替罪羊，他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别的不讲，贾国龙在“有交代”上真得很执着。大家都淡忘的事，他又拿出来交代了一遍，虽然不得已戛然而止。“认错”是权宜之计，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种心态我感同身受。嘴笨如我，跟人吵架经常吵不赢，心里憋了闷气，午夜梦回，咀嚼细节，也曾咬牙切齿地想，当初怎么能让人占了上风。

几条朋友圈，最有记忆点的，还是“当时华杉到我家，流着泪劝我不要回应，是我轴，我不听”。寥寥数笔，一个一意孤行的霸道总裁形象跃然纸上。

贾国龙说自己不会再做个人IP了，但我觉得，他其实很适合做自媒体。他的每一句话，都浸染着强烈的情绪。你可能觉得矫情，但对贾老板而言，字字句句真情流露。他有掩饰不住的愤怒，他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讲。他不迎合，只筛选，他有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坚固的理念。但凡当初拿出这个劲头搞个人IP，没准早成了。

如果说第一次和罗永浩的交锋，是一种应激反应，在当时也很有必要论明白是非。那么这回旧事重提，我只能说是毫无必要。要是真觉得被“污蔑”和“诽谤”，诉诸法律手段好了，何必大费周章，又是朋友圈控诉，又要直播清算呢。

可能的解释是，西北的情况已经很糟了。本周《晚点》对西贝的报道提到，西贝门店净利润率常年只有 3%–5%，虽然被吐槽贵，但其实自己也没赚到钱，原因是优选材料，成本贵。至于舆论风波中的冷冻西兰花，解释说因为使用了超声清洗和急冻锁鲜工艺，采购价比新鲜西兰花还贵，保质期写着2年，但实际库存消耗周期不过一两个月。

这些虽是事后企业的一种解释，而且来得晚了一些，当然也有必要。我翻看了一下，那篇文章下面的评论，支持西贝的声音不在少数。一家企业，对外单独展示的哪一面都未必是真相本身，但拼凑起来能看个大概。哪怕有错，西贝这么些年来总归有它的立店之本，多数人总归希望这家企业从风波中挺过来，活下去。

上个月，贾国龙还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贾国龙恳切地对记者说：“我认错，我向顾客认错，我向员工认错，也向我自己认错。”很显然，找这些媒体来报道，是西贝公关策略的一部分，在合适的时机出来进行适当的澄清，让公众重新建立对这个品牌的认知。

现在一夜回到解放前。他越是歇斯底里，越是在加剧公众对西贝的偏见。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店长，也知道此时最该做的，是诚心诚意地修复与顾客的连接。作为老板，摆出一副傲慢的与人为敌的姿态，注定是要赶客的。

当然，我讲的这些都是精明的算计。我思前想后，心里也矛盾得很。这是个活人感多么稀缺的时代，我们呼唤真性情的企业家，也见多了企业用AI般的精密和防御来压制人性本应有的复杂、暧昧和不确定性。但上一轮和罗永浩交锋的结果，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是血淋淋的教训。

一个正确的商业决策意味着，要符合长期利益，要降低交易成本。过去三个多月里，西贝客流断崖式下滑，102家门店关停。报道里说，很多员工暗暗担心，偷偷流泪。这些基层员工何德何能要为自己老板的任性买单呢？哪怕是企业组织管理早有问题，这是一场必要的自我纠错，如果有更温和的方式，何必搞得如此悲壮？你说哪头轻，哪头重呢？

我逐渐理解，在选择老板身份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一个人自愿戴上枷锁。你有权利，也有责任。你可以表达愤怒，但要注意场合和分寸，不然很有可能招致不必要的麻烦。你可以批判反思，但也要把握尺度，因为力度太大，很有可能动摇人心。你作为一个人，当然可以展示自己的弱点。但作为一个老板，不合时宜地流露自己的弱，不能说是错，却有不可控的风险。顺风的时候，大众和你共情。逆风的时候，也可能随时把你踩在脚底。

当然以上说的这些基于一个前提：公关是现代商业的一环，基于技术和资本发展起来的现代商业社会，最终追求的是控制。但控制本身也是一种妄念，因为人是一种充满欲望和矛盾的动物。看看最近一个月的新闻，你还觉得这个世界是可控的吗？发疯的人太多或许昭示着某些东西正走向崩溃和衰亡。

但至少现在世界还在运转。在那个假设一切可控的框架里，贾国龙的发言暴露的都是弱点，他用最冲的语气展示着最清澈的无知。

“不做亏心事，后厨我都敢开放，当时随便直播，做到这个程度谁敢?我有什么好公关的?”他显然是完全不明白现代公关岗位的意义。

“当时谁帮西贝说话就带领网暴攻击谁，于东来跟我之前完全不认识，就帮西贝说句话，马上就挂出来威胁。俞敏洪说两句"西贝似乎也没什么错"，马上被挂出来攻击。华杉是愣头青性格，帮西贝说两句话，被全网嘲弄，连华与华的客户都被威胁。”控诉网络黑社会，相当于把所有批评过西贝的人视为假想敌，放在自己的对立面。

“西贝这几十年，培训所有员工七个字，真实，真诚，真性情。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公关。”

他不懂，企业的公关思路，从来不是“真实，真诚，真性情”。作为一种PR策略，大众喜欢的不是绝对的真性情，而是一种略带表演性质的看似笨拙的真诚，是在他们舒适圈里可以接受的活人。这也有风险，因为你不管演谁都是演，所以小米现在也挺难办。

上次舆论风波，我还想替贾国龙说几句，这回我实在找不出捍卫他的理由，只有说不出的唏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他，这次风波发生后，有没有影响你在公司内部的地位或者话语权？贾国龙说，影响肯定会有，对你的能力和信任会打折，下边人说老板真是太冲动了、落伍了、没有网感、事惹大了。他又说，自己是创始人，是大股东，又是董事长兼CEO，权责利对等，只能自己制约自己。

矛盾在于，他对现代企业制度不屑一顾，但又没能建立起一套足够有说服力的能适应当下环境的文化和体系。

贾国龙让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的那些歇斯底里带着病态的人物。他们脸庞消瘦，内心被巨大的痛苦折磨，唯有一双眼睛现出旺盛的精力。他们出现在俄国社会转型的阵痛期，经历着信仰危机和道德焦虑，被赋予一种形而上的忧郁。

“现在我们来较量较量吧！”他傲慢地补充说，仿佛面对着某种黑暗的势力，向它挑战似的。这是《罪与罚》里的段落。作为西贝商业帝国的建立者，贾国龙似乎也在病态的自大与不得已的妥协之间不断进行凶猛的搏斗。他无法适应身处的这个时代。于是，我们只能看到他一会低头认错，一会仰头咆哮。

抽象的思维论证令人发疯，《罪与罚》把答案诉诸具体的生活，诉诸一颗心贴近另一颗心，这是生活的曼妙之处。

《笑傲江湖》结尾一段，写令狐冲和任盈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当一生追求自由的令狐冲心中响起《笑傲江湖之曲》的曲调，他忽想：“我奏这曲子，要高便高，要低便低，只有自己一个人奏琴，才可自由自在，然如和盈盈合奏，便须依照谱子奏曲，不能任意放纵，她高我也高，她低我也低，这才说得上和谐合拍。佛家讲求涅槃，首先得做到无欲无求，这才能无拘无束。但人生在世，要吃饭，要穿衣，要顾到别人，岂能当真无欲无求？”

好像也只能如此。都是凡人罢了，哪里寻觅那无拘无束，绝对掌控的人生。少发疯，守好自己的边界，或许还能求得些许俗世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