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财联社

财联社1月12日讯（编辑 王蔚）2025年我国首次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时隔14年再次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6年，宏观政策取向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近日，在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等专家，就后续宏观政策的可能走势进行演讲，分享了建议。

他主要分享三个观点，首先，在实施力度上，货币政策“小步走”的可能性较大；其次，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降准优于降息；此外，我国不具备持续大幅降息的基础，但降准存在一定空间。

货币政策“小步走”的可能性较大

在货币政策的实施进程上，盛松成认为，货币政策“小步走”的可能性较大，这往往是由于货币政策的特点与实施效果决定的。

他表示，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通常针对中短期经济调控，面对复杂不确定性时，需秉持“摸着石头过河”的审慎态度，且货币政策发挥效果，往往存在一定时滞。

在发挥作用的路径上，货币政策多通过间接方式发挥作用，需依赖职能部门、商业银行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协同配合，其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反馈影响。

此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较为复杂，传导路径更长。近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政策利率（OMO，尤其是7天OMO）—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贷款利率”的传导链条，但中央银行难以精准控制每个环节，实际贷款利率最终仍由市场、货币及信贷供求关系决定。

降准优于降息

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发挥主导作用，货币政策则承担协同配合职能，二者缺一不可。

在当日年会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演讲表示，从金融周期逻辑来看，财政需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从长远的结构视角来看，促进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同样需要财政政策发力，财政扩张不仅在于逆周期调节，也具有跨周期调节的必要性，而这需要货币政策的协同，以降低财政的发债成本。

为何降准优于降息？盛松成坦言，在我国当前国情下，降准的适配性和积极效应更为突出，降准能增加商业银行可自主支配的资金，更好地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

目前，我国大部分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由商业银行持有，数据显示，约65%的国债、78%的地方政府债持有主体为商业银行，降准可使商业银行获得充足资金配置政府债券，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高效联动。

从数据来看，政府债券净发行额与央行流动性投放基本保持同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预计2026年财政政策仍将延续扩张性基调。政府债券发行与央行流动性投放详情如下：

“当前来看，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业的稳健性至关重要当前”，盛松成表示，我国银行业资产占比约90%；资本市场相关机构（如基金、投资公司等）资产占比3%；保险业资产占比7.3%。因此，银行业的稳健性至关重要。

而过往实践数据也表示，目前我国采用“以降准为主、适度降息”的思路。据盛松成统计，2016年以来，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累计调整23次，均为下调，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17.5%降至9%，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持续释放流动性、惠及金融机构；而政策利率（主要为7天OMO）仅调整14次，调整频率和幅度均低于降准。

降准仍存在一定空间

在盛松成看来，我国不具备持续大幅降息的基础，核心原因在于我国消费和投资的利率弹性较低。

从消费端来看，即便存款利率下降，居民更倾向于将存款转移至理财、股市等领域，而非显著增加消费支出；

从投资端来看，企业投资决策的核心考量是收益与风险，而非贷款利率的小幅变动，贷款利率调整对其投资意愿的影响有限。

因此，大幅降息难以达到预期的扩消费、促投资效果，反而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故应采取渐进式降息模式。

同时，降息仍存在一定空间，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物价水平偏低导致实际利率处于相对高位；二是人民币汇率保持升值态势，且2025年美联储累计降息75BP，我国政策利率仅调整10BP，部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下降25BP，在全球降息周期中，我国渐进式降息具备外部环境条件。

（财联社 王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