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三个进了博物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全断代了。唯独中国，五千年不断流。

德国学者研究半天，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没有一个覆盖全民族的宗教。这不是缺失，是进化。别国被神权锁死，内耗至死；中国早把神权关进笼子，皇权压倒神权。

我们不跪神，我们只信人定胜天。

先看看那些栽在神权手里的文明有多可惜。

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尼罗河畔的金字塔越修越高，神庙盖得比宫殿还气派，可这些建筑不是用来改善民生的，是用来供奉太阳神拉的。

从第五王朝开始，法老们非要自称“拉神之子”，把自己当成神在人间的木偶，结果阿蒙神庙的祭司们趁机揽权，手里攥着大片土地、黄金和奴隶，不用交税也不用服役，甚至敢直接干涉王位继承。

有个叫埃赫那吞的法老想反抗，搞宗教改革推新神，没等成功就被祭司集团反扑，国内乱成一锅粥，国家实力一落千丈。

后来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轮番入侵，古埃及人一会儿跟着信基督教，一会儿又被迫改信伊斯兰教，曾经辉煌的文明火种彻底熄灭，到最后连自己的象形文字都没人能看懂了。

古巴比伦的剧本也差不多，国王们为了坐稳江山，要么宣称自己是神的“牧者”，要么干脆自封成神，把国家治理和宗教绑得死死的。

神庙和祭司掌握着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修水利、搞生产都得先举行宗教仪式，打仗前还要占卜问神，耽误了正事不说，决策还全凭迷信。

比如汉谟拉比王再厉害，也得强调自己是“忠于太阳神的合法之王”，国家大事都要借着神的名义推行，一旦宗教教义和社会发展冲突，只能牺牲发展迁就宗教，最后这个孕育了《汉谟拉比法典》和空中花园的文明，也慢慢在宗教束缚和外敌入侵中衰败，只留下一堆断壁残垣。

最让人唏嘘的是古印度，婆罗门教成了国教后，祭司们编了本《摩奴法论》，把人按宗教教义分成四个种姓，最高贵的婆罗门是梵天嘴里生出来的，专门管教书讲经；最低贱的首陀罗是梵天脚底下生的，只能当奴隶伺候别人。

不同种姓不能通婚、不能同桌吃饭，甚至不能同走一条路，低种姓的人连读书识字的资格都没有。

这种宗教固化的阶层让社会彻底失去活力，大家都觉得这辈子的命运是神定的，再努力也没用，没人愿意搞创新、搞生产。

就算后来佛教兴起又衰落，种姓制度的根子也没拔掉，直到现在，印度还有人因为种姓问题被歧视，发展速度被这种宗教遗留问题拖得慢如蜗牛。

反观中国，从老祖宗那时候就拎得清，神是用来辅助治理的，绝不能让神权骑在皇权头上。

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是实实在在的做人做事道理，压根没给神权留位置。

后来佛教从印度传进来，道教在本土兴起，不管哪路神仙，来了中国都得守中国的规矩。

东晋高僧道安说得直白：“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意思是不跟着皇帝走，宗教就没法立足。

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都搞过灭佛，不是讨厌佛教，是因为寺庙占了太多土地和人口，和尚道士不用交税不用服役，还囤积财富，影响国家发展，皇帝一句话，寺庙就得交出田产，僧人就得还俗，神权在皇权面前根本没反抗的余地。

隋文帝更干脆，直接设立专门管理宗教的机构，官员全是政府派的文官，不是和尚道士自己说了算，从制度上把宗教管得明明白白。

隋炀帝把佛寺改成道场，道观改成玄坛，派官吏去监督管理，连寺庙里的负责人都得政府点头才算数。

唐朝虽然把道教奉为国教，可宗教地位排序、管理机构怎么设，全凭皇帝的意思，佛教想争地位，最后还是得听朝廷的。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祭司集团敢干涉王位继承，也没有过宗教战争，因为大家都清楚，神是工具，不是主子，治理国家还得靠人。

现代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显示，中国只有10%的人自认有宗教信仰，其中佛教徒占6.75%，基督徒占1.9%，剩下90%的人遇事不求神，求自己、求科学、求实干。

国际调查机构盖普洛做过横跨65个国家的调查，发现中国61%的人是无神论者，29%的人不信任何宗教，只有7%的人信宗教，这在全世界都少见。

而印度80%以上的人信印度教，中东很多国家90%以上信伊斯兰教，这些国家里，宗教教义常常会影响国家决策，比如有些国家因为宗教反对女性上学、反对节育，导致劳动力素质上不去，人口增长失控；还有些国家因为宗教分歧，打了几百年的仗，把国家资源全耗光了，哪儿还有心思搞发展。

中国就没这些麻烦，想搞工业化，就全国推广九年义务教育，不管男女老少，都能上学学知识，不用怕宗教出来反对“违背教义”；想修高铁、建水库，只要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赶紧动手，不用纠结这是“神山”那是“圣地”，修青藏铁路的时候，遇到宗教场所会好好保护，但绝不会因为宗教原因改路线、拖工期。

应对疫情的时候，中国能快速动员大家戴口罩、打疫苗，集中力量建方舱医院，没有哪个地方因为要搞宗教集会就违抗防疫政策，而有些宗教影响大的国家，因为信徒要聚集祈祷，疫情扩散得特别快，防控工作根本推进不下去。

德国专家说得太对了，没有覆盖全民族的宗教，就是中国最大的战略红利。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控制着所有知识资源，哥白尼说地球绕着太阳转，就被教会迫害，伽利略也被限制自由，科技发展停滞了几百年，直到后来摆脱了宗教束缚，才开始崛起。

而中国从一开始就没走那条弯路，几千年来一直坚持世俗化治理，遇到洪水就修都江堰、修三峡大坝，遇到饥荒就兴修水利、推广新作物，遇到技术封锁就自己研发芯片、搞航天，从来没想过求神帮忙。

这种“人定胜天”的信念，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成了中国迅速崛起的核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