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

欧洲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法雷奥首席执行官佩里拉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该行业正经历一场“达尔文式转型”，并警告称除非欧盟保护该行业免受来自中国的竞争，否则该公司的多数裁员将发生在欧洲。在如今的欧洲产业界，有一些人与佩里拉持相同观点。那么，欧洲制造业面临的“达尔文式”竞争因素，是否真的全部来自中国？而“阻止达尔文竞争”的观点，又是否真的符合当今欧洲制造业的发展状况？

欧洲制造业面临的“达尔文式”竞争因素，其真正需要应对的挑战并非源于外部，而在于内部四个层级的协同与改革：欧盟总体战略与监管、成员国国家治理、行业行会指导、企业创新能力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在欧盟层面，“过度监管”实际上已经对所有规模企业构成挑战，例如，数字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严苛监管被认为阻碍创新，绿色金融政策的复杂性与高成本也被认为增加了企业负担；在欧盟成员国层面，作为核心的德国与法国经济表现低迷，无法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在行业层面，曾在欧洲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制造业行会，在近年的经济转型中不仅未能提供有效指导，甚至成为负面因素；在企业创新能力层面，欧盟主要经济体的主要企业近年来在创新方面的表现已经说明，多数欧盟企业已难以依靠自身实现关键突破；而在企业内部管理层面，不少企业总部与分部之间存在同质关系管理问题，难以靠外力解决。

至于所谓“阻止达尔文式竞争”的观点，显然与欧洲的商业环境和运行模式相矛盾。部分欧洲人所说的由中国企业引发的“达尔文式竞争”，实质上指的是部分中国产品凭借其质量、性价比甚至是技术上的优势，外加一流的服务，获得了强于欧盟国家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过去，欧洲企业的产品正是依靠这些优势取得成功，而如今，中国企业在欧洲依然奉行比较纯粹的“市场经济”原则——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中国电动汽车遭欧盟不同程度限制的情况下，依然在欧洲市场取得不俗成绩。面对中国产品的竞争，部分欧洲企业呼吁欧盟对本土行业实施政策性保护，而这显然与欧洲经济和产业界倡导的市场原则自相矛盾。欧洲人在面对中国产品强力竞争时毫不掩饰的心态变化，也由此可见一斑。

即使欧盟满足一些欧洲企业界人士的要求，筑起关税等政策“高墙”，尝试阻止中国企业进入欧洲，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以前文提到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法雷奥为例，尽管佩里拉言辞刻薄，但法雷奥已深耕中国市场多年，且已成功实现从“中国生产制造”到“发明研发在中国”的转型。部分欧洲企业面临的问题与法雷奥类似，都是其位于欧洲的总部与其在华分公司之间发展上的反差。这实质上属于企业的经营策略与管理问题，应在内部予以调整。法雷奥的例子也反映出欧洲企业与中国的深度联系，靠欧方的单边行政手段显然无法分割。另外，欧盟权力机构也正在积极推动监管“瘦身”，其目标是到2029年将行政负担减少25%，将中小企业的行政负担减少35%。若欧盟继续加大简政力度，欧洲企业的竞争力有可能增大。

诚然，对于欧洲制造业究竟该如何应对“达尔文式竞争”的问题，答案已然明朗，即应该在欧盟内部进行各层级的改革，而非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针对中国。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应该也完全能够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对处于艰难转型阶段的欧洲制造业而言，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或将成为“鲶鱼”，为欧洲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以及发展动力。（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