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报（记者 马嘉 文/图）“以肿瘤为例，85%的人身上用的药其实是不准的。”在2026年中关村论坛年会“智赋生命健康·AI引领未来”论坛现场，图灵·达尔文实验室副主任、哲源科技联合创始人赵宇对中国商报记者道出了当前临床治疗上面临的一个残酷现实，“我们能不能像青霉素皮试一样，在吃药之前就先知道这款药对谁有效、对谁无效？如果能做到前瞻性预判，把药物精准分配给有用的人群，对整个社会都是巨大的贡献。”

图灵·达尔文实验室副主任、哲源科技联合创始人赵宇。

中国AI制药实现了“导航”式突围

赵宇是计算医学的发起与倡导人之一。计算医学团队搭建了新靶点新机制递呈平台和虚拟临床试验平台。

很多人把AI医疗等同于“机器看片子”。赵宇解释说，那只是基于图像识别的应用，而计算医学做的是用AI理解生命如何运行、疾病如何发生，然后在计算机上模拟药物与人体之间的反应。

他把传统药物研发比作“不导航就开车上路”：药厂花十几年、上百亿美元，一个化合物一个化合物地试，试对了算幸运，但大多数时候是“走到死胡同里再重来”。

而计算医学要做的是虚拟临床试验：“把试错在计算机上完成，把验真在真实试验里走一圈。先导航，再出发。”

这套方法已经跑通。赵宇透露，团队在四五年前就实现了欧盟“阿维森纳计划”至今未能落地的虚拟临床试验，“我们是世界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他说，“我国在全球计算医学和AI制药领域，技术领先了半个身位。”

技术领先，为何公众还没感受到

“AI医疗到现在，基本没有太多落地。”赵宇坦言。

第一个瓶颈是审批。从技术能力到拿到医疗器械注册证，中间有巨大的监管鸿沟。

第二个瓶颈是认知。“人对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容易相信。”像AI识别皮肤癌、读CT片，大家一看就懂。但计算医学输出的是“摸不着、看不着”的算法模型，需要医生具备数学思维和算法思维，这对传统医学教育是巨大的挑战。

更突出的问题是科研人员和公众的态度。赵宇坦言：“人类肿瘤用药85%是不准的，大家觉得正常；可对新技术，却要求100%准确才敢用。”他认为，技术是在应用中进步的，比如它能拉平东西部医疗差距，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先进技术。“但我们一边呼吁新技术，一边又不敢真用。”

罕见病或成为先突破的领域

计算医学的另一独特优势，是对小样本的高效处理能力。“一个罕见病，给我几十、上百个样本，我们就能把疾病机制模型画出来。”赵宇以“脊索瘤”（发病概率百万分之一）为例：传统药厂几乎不可能为此单独研发新药，但计算医学可以在计算机上穷尽所有可能，快速实现老药新用。

此外，计算医学在乳腺癌早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仅凭口腔拭子和血液评分即可提前评估结节风险。“这使我国在全球公共卫生产品方面也走在了前列。”赵宇说。

对于普通患者何时能感受到变化，赵宇表示，未来3到5年，计算医学优先解决的是“没有药的病”，如胰腺癌、部分罕见病等。“如果过了审评关和应用关，我希望计算医学能像导航一样，在更多领域被应用，虽然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