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传》，[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相蓝欣、储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5月出版，905页，128.00元

4月16日夜半，突然接到美国老同学、维也纳外交学院教授汤姆的电话：“罗伯特昨日在伦敦去世。”我大呼，“怎么可能？一个月前他还跟我兴致勃勃地商量金秋时节要来中国，让我帮忙安排他再回一次老家——哈尔滨”。我陪他第一次回哈尔滨省亲是2005年。费了二十多年的功夫才说服他来中国访问。罗伯特1939年出生于哈尔滨一个白俄巨商家庭。二战爆发后，他与母亲一同被关东军囚禁长达数年；其父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求学，已入籍英国，后经由日英战俘交换协定，母子二人才获释，辗转抵达伦敦一家团聚。战后，全家返回哈尔滨，试图重振庞大的家业。然而，包括穆棱煤矿、多家公司及各处房产在内的财产尽数被苏军没收，一家人只得逃离东北，投奔居于天津的白俄外婆与舅舅，并在那里度过了三年快乐时光。1948年底，天津战役打响前夕，全家再度南逃至香港，直至1953年才返回英国。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1939.4.25–2026.4.15）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和他的相识颇有戏剧性。我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在安徽淮北四年艰苦的知青生活历练后，考取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1983年作为国家首批派出的公费出国研究生，入读在美国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我入学第一周就与学院领导发生冲突。管学生的副院长没有跟我商量，就将我定位在中国系硕士项目中。我十分不满，因为我从中国来之前研究过该校的学者群。发现欧洲系特别强，尤其是系主任戴维·卡莱欧教授，在美欧关系领域独占鳌头，著作等身，且年富力强，才四十八岁。飞往美国途中我就想好，机会难得，一定要跟这样的顶级学者学点真本事。到学校报到后立即拜访了几个系主任，但卡莱欧教授在巴黎休学术假——他的夫人是美国大使馆的第二把手，著名外交家查尔斯·波伦的长女——所以无缘一面。我对中国系的首席学者印象最差。于是立即跟副院长提出要换专业，学跨大西洋联盟关系。没想到他十分武断，一口回绝，说不行，你毕业不了。我说为何？他说这个专业的硕士学位需要掌握两门外语，中文和英文不能算，而且几乎所有的东亚学生都选择跟自己国家相关的专业，他劝我要识时务。当时二十多岁的我年轻气盛，觉得本来就不用学校出学费，有自己国家撑腰，于是提出抗议，说这不是学术自由的国度么，为何不让我转专业。我又说我不远万里来此读书，为何非要让我跟一个中文都说不利索的“中国通”研究中国呢？这个说法话糙理不糙。事实是，美国的多数“中国通”虽然著作不少，但真正通中文、懂中国文化的却寥寥无几。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更是等而下之，他们中很多人的主业是在中美两边忽悠，是以“亲华”姿态取悦中国，以“务实”姿态迎合美国的两面人。我坚持要换专业。院长无奈地说，毕不了业你责任自负！我至今感谢当年做的这个决定，它让我学会了三门欧洲主要语言，为日后研究义和团战争的跨国档案打下了基础。

我气呼呼地走出副院长办公室，迎面碰上刚认识的美国同学汤姆，他是欧洲系的。在电梯里我开始向他抱怨刚才发生的一幕。突然旁边一个人用标准的牛津-剑桥口音说，“你绝对正确，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吧（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come to my office）”。这就是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时年四十三岁，个子不高，头顶半秃，两眼特别有神，风度翩翩，十分幽默。他曾是欧洲系的副教授，是卡莱欧教授栽培的学术新秀和得力助手。数年前，他出版了一部英国法西斯运动领袖莫斯利的传记，因依据史料得出的结论较为公允，未作妖魔化处理，遭到美英学术界——尤其是犹太裔学者——的猛烈抨击与诋毁，被指有反犹倾向。他坚持以史料为据，绝不低头，然而霍普金斯大学迫于压力，最终未授予他终身教职。在欧美学术界，这种政治层面的毁誉往往是致命的。返回英国后，他发现求职艰难，母校牛津和剑桥均不敢聘用，最后只得栖身于二流的沃里克大学。我入学那年，他也在休学术假，导师卡莱欧教授请他回校任教，并代为主持系里工作。

我们聊得很投机，他又请我到学校旁边的酒吧去喝威士忌。言谈中他突然说，他也是中国人，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讲述了极具传奇色彩的家世，并告诉我家族中没有一个人回过中国。由于曾经历家产被没收的变故，家族成员对此一直心存复杂情绪。我问他，当下中英在谈判香港问题，是否有可能要回一部分，他说英国公民在华财产问题的赔偿处置，是撒切尔夫人谈判的话题之一。中方提出，如果用人民币赔偿，或可达百分之百，如要外汇，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存底拮据，只有十亿美元之多，所以只能给百分之十。他问我如何是好？我说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势头不错，现在拿人民币，用于在华投资，获利不会差。他和家族商量后，还是不放心，于是接受了外汇结算。多年后他一直抱怨说后悔没听我的劝告。

此后二十年间，我一直劝他回老家哈尔滨看看，他却总是犹豫不决。直到2005年，彼时他已获英国上议院册封为男爵，身兼保守党党鞭、财政事务发言人等显赫头衔，更被学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他面壁三十年的巨作《凯恩斯传》彻底改变了世人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勋爵的认识和解读。凯恩斯是英国经济理论家、反传统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政府高级金融官员、著名外交家、战后世界经济体制即《布雷顿森林体制》的缔造者之一。我当时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特聘教授，参与筹建了一所专事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的实体研究生院。邀他来沪讲学，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而他也萌生了衣锦还乡的念头。当时他提出一个条件，我必须将他的《凯恩斯传》译成中文出版。虽是缩写本，非三百万字的三卷全本，却也是一部厚达千页、逾百万字的巨著。我面壁八个月译出，得到三联书店的副总汪家明的大力支持，他对译文评价很高，几乎无改动立即出版。我却大病了一场。出版后，罗伯特告诉我这本书其他语言版本的故事。翻译这本传记要求的不仅是语言知识，还要懂经济学、文化艺术、政治和外交。译者压力太大，有的受不了。俄罗斯译者自杀了，意大利文译者译不下去，得了精神病。他一脸狡黠地说，没敢告诉你这些故事，怕你也撑不下去出问题。

罗伯特与作者，摄于2005年。

2005年9月，罗伯特终于第一次踏上归途，他心情非常激动，在机场半跪亲吻故土。我们在上海安排了几场隆重的学术活动，我还专程从湘潭大学请来我比较看重的中国史学家刘启良在华师大与他辩论中西价值观问题。接着便开始寻根之旅。我们先去了北京和天津，然后到达哈尔滨。黑龙江社科院的李述笑教授是哈尔滨俄裔历史专家（现为哈尔滨史学会长），他帮我们追寻斯基德尔斯基的家族轨迹。李教授说，斯基德尔斯基家族是当地首富，家喻户晓的中文名是“谢洁思”，这个家族在哈尔滨拥有大片地产，并租赁了满洲最大的私营煤矿——穆棱煤矿公司。

斯基德尔斯基家族本是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犹太裔俄罗斯家族。罗伯特的曾祖父列昂·斯基德尔斯基在1895年赢得了一份合同，负责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最后一段，从满洲直达海参崴。列昂将海参崴作为家园，到1916年列昂去世时，斯基德尔斯基家族在西伯利亚东部拥有大批住宅、工业和矿业地产，在俄罗斯和满洲拥有三千平方公里的木材特许权，并且是该地区最大的雇主之一。满洲的业务由列昂的儿子所罗门在哈尔滨管理。这家家族企业向中国中东铁路（即当时西伯利亚铁路满洲段）供应煤炭，并向伦敦和纽约出口木材、胶合板和面粉。在几本近期出版的关于俄罗斯东扩的书籍中，谢洁思家族被誉为远东的“寡头”、哈尔滨的洛克菲勒家族。

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斯基德尔斯基家族逃离俄罗斯，失去了所有财产，但带走了数百万美元现金。来到哈尔滨后，经常与张作霖打牌的叔祖父所罗门于1924年获得了穆棱矿业公司三十年的租赁权，这成为斯基德尔斯基家族财富的主要来源。尽管财富有所缩水，但仍然相当可观。哈尔滨当时已经是俄罗斯人聚居的大城市，来自西伯利亚东部的白俄流亡者更是蜂拥而至。俄人区规划完善，街道宽阔，林立着精美的住宅、银行、商店、餐馆、电影院以及歌剧和芭蕾舞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它被称为“东方小巴黎”。

我带了一个摄影队，拍摄了这次旅行的全过程，并制作了一个未发表的纪录片。很多宝贵的镜头感人至深。比如在天津，罗伯特碰到我们安排见面的教会小学的中国同学，老人们大呼小叫，热泪盈眶。我们还找到了他家的祖宅，一栋建在哈尔滨市中心颐园街3号的俄式豪宅，是黑龙江省委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同志们见到罗伯特非常客气，都说你们家“前人栽树，我们后人乘凉”，罗伯特眼圈红了。哈尔滨犹太文化中心藏有谢洁思家族的完整介绍及若干老照片，皇山公墓保留并重新修葺了家族主要成员的墓地，其中包括家族企业掌门人——叔祖所罗门之墓。馆方还特意安排我们献花致祭，罗伯特在所罗门墓前久久伫立，讲了很长一段话。

这次访问对罗伯特的影响很大，也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此后他曾发表过许多分析中国体制和经济政策的文章，也在议会中就中国议题演讲。今年3月份的一篇文章中，他严厉批评英国的反华鹰派，锋芒毕露，非常客观，影响很大。他说，近年来英国在对华关系上患上了一种“假想战争”的妄想症，这本是一种精神错乱：患者总觉得自己正受到威胁、迫害、欺骗，或成为攻击的目标。这种错觉源于对他人行为的持续误读，将其一概视为怀有敌意或恶意，而这种误读又被一种名为“确认偏差”的心理机制不断强化。他特别指出，英国的反华鹰派“从一个错误乃至荒谬的前提出发，炮制出了‘超级大使馆’闹剧”。他一针见血地说，没有什么比这一事件，更能生动地折射出英国对华的恐慌心态了。“欧洲最大的大使馆”被渲染为一种对西方的象征性挑衅，这类叙事“从一连串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中汲取能量，每一桩都被刻意放大，以印证一个庞大阴谋的存在”。

1929年的凯恩斯

罗伯特从来不跟风，对主流社会某些人对他的诋毁横眉冷对，无所畏惧。坚持摆事实、讲证据是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他的《凯恩斯传》的第一卷在1983出版时，立即引发史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巨震，全三卷直到2000年才完成。史学界此前对凯恩斯的解读十分肤浅。罗伊·哈罗德号称最权威的传记对凯恩斯生平和发展轨迹的描述，用罗伯特的话说，只识“约翰”·凯恩斯，而不晓“梅纳德”·凯恩斯何许人也。在凯恩斯最亲密的朋友圈子里，他从来不是“约翰”，而被称为“梅纳德”。罗伊遗漏了很多重要细节：凯恩斯的同性恋倾向，他的文化和社会活动、金融投资活动，以及他作为布鲁斯伯里先锋派文化集团成员对社会通行的道德标准的蔑视。这些细节常常被认为是成长时期的烦恼，与他独创的经济学毫无关系。

更糟糕的是，史学界对凯恩斯研究的贫乏，使经济学界长期垄断了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诠释权，并将凯恩斯奉为近乎神明的偶像，甚至出现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萨缪尔森这位“凯恩斯经济学集大成者”的奇观。斯基德尔斯基的传记打破了这一学术垄断，指出经济学家其实并不真懂凯恩斯——不仅不识“梅纳德”，连“约翰”也未必参透。他强调，凯恩斯经济学的源头并非经济学，而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是自觉地为社会大众的福祉服务的。任何经济学都不具备超越人类道德标准的所谓“纯科学”地位。

凯恩斯对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来英国正统经济学理论的反叛，根源于他年轻时对维多利亚时代正统社会价值观的反叛。他是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创始成员之一——这是一群年轻的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与哲学家，以反传统的姿态活跃于各个领域：实践着维多利亚时代曾令王尔德锒铛入狱的同性之爱，创作意识流小说、抽象派绘画、先锋派哲学，尝试新锐的历史书写方式，与传统价值观针锋相对。其中有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E. M. 福斯特、D. H. 劳伦斯，后印象派画家罗杰·弗莱与邓肯·格兰特，史学家利顿·斯特雷奇，当然还有经济学家凯恩斯本人。凯恩斯还延揽了一批更年轻的传统叛逆者加入，如哲学怪才维特根斯坦。

凯恩斯与这批朋友大多相识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那里受教于分析哲学家G. E. 摩尔与伯特兰·罗素。这两位哲学家在二十世纪初掀起了英国哲学的一场革命。摩尔以伦理学的常识区分人生的目的与手段，其《伦理学原理》（1903）之所以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如此重要，正在于他提出“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打个比方，爱（一种内在状态）与一夫一妻制（一种行为，即工具）之间是有区别的。摩尔对这二者的分野，使布鲁姆斯伯里一派得以在坚守内在价值的同时，在行为方式上另辟蹊径，并据此占据伦理的制高点。凯恩斯没有经济学学位，也不情愿被称为经济学家，因为在他看来，经济学本身只具工具价值，唯有将伦理道德与经济分析熔于一炉，并藉此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学才能获得其内在价值，体现出摩尔理论中“善”与“爱”的一面。

凯恩斯去世后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这位数学天才的分析方法异化为所谓“宏观经济学”，并自诩为通往纯科学的敲门砖。已故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堪称美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他那部著名的教科书《经济学》在其生前先后出了十四版，为世界各地几代经济学人奠定了学科基础。他也是凯恩斯经济学最主要的推广者——这一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定义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也是八十年代以降主导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势力。

《经济学》第十九版中译本

斯基德尔斯基认为，萨缪尔森虽然是一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但他那一代经济学家竟然如此自信地认为，新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称法）已经解决了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的问题。萨缪尔森在1973年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重演的可能性已经降至微乎其微”，“大萧条——那种不断累积、自我加剧的经济衰退——确实已经绝迹了”。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如今已掌握了将任何经济衰退遏制于萌芽状态的工具，尤其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然而，从近年来几次大规模世界经济危机的教训来看，又有多少经济学家或政治家还敢认同这种观点呢？

斯基德尔斯基认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大厦已经坍塌，而凯恩斯的思想之光不会熄灭，因为社会需要有伦理道德标准支撑的经济学，而不是昙花一现的为权力服务的伪科学。罗伯特今年开始研究一个新的课题，即政府滥用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为新国家战略辩护。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各国都开始进入一个“军事凯恩斯主义”阶段，美国自不必说，就连昔日的战败国日本、德国，如今也开始借助大规模军事工业扩张来刺激经济。这已是国家既定方针，再沿用传统的“军工复合体”利益论来解释这一新趋势，显然已经过时。我曾与他约好，此次来华，请他重点为我们详解他的新思路。

多年来我们时相过从。每年夏天，一帮朋友都会聚集在导师卡莱欧教授位于意大利厄尔巴岛的庄园，谈天说地，饮酒品雪茄，常常辩至夜半。平日里网上也时有联络。最后一次见到罗伯特，是两年前的夏天在伦敦开会。原本行程安排过于紧凑，不想叨扰他，但同组发言的罗伯逊勋爵——前国防大臣、前北约秘书长——在上院开会时跟他提起我来了，他便立即邀我去上院用餐。他总说上院餐厅的牛排比下院的强得多，我笑答：那是自然，都是贵族嘛，价钱当然也贵得多。那天我们聊了许多，也喝了不少红酒。他说又想去中国了。彼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做研究员，未能成行。今年3月他再度提及此事，我一口应承下来，不料计划方定，斯人已逝，悲不自胜，欲哭无泪。唯愿罗伯特一路走好，到了那边遇见梅纳德，想必有聊不完的话题。你曾说过，凯恩斯若还在世，一定会公开与“凯恩斯经济学”划清界限。这回，你可要当面问问他，对当今的经济学作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