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趋于极端化的日本政治及其危害

樊小菊

近年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急剧膨胀，与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形成“政治共鸣”，试图通过自我松绑达到实质性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不断推动所谓“政治大国”化进程，严重毒化日本的内政外交，甚至出现军国主义复活苗头，对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内阁支持率不降反升，正是右翼势力推动日本政治迈向极端化的集中体现。

一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趋于保守，右翼保守势力逐渐占据政治权力中枢，并将其思想主张不断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

推行历史修正主义，撕裂和平发展共识。在右翼势力推动下，历史修正主义史观在日本大行其道。这一史观对内表现为否认日本的侵略、殖民历史和战争罪行，使日本国民摆脱战败带来的耻辱感，重塑民族“自豪感”；对外表现为向国际社会传播“日本也是受害者”的叙事，注重对美国和欧洲国家表演和解，而对中、韩等亚洲国家寻求历史正义的主张则采取漠视、抵制乃至对抗的态度。在修正主义史观指导下，右翼势力推动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否定东京审判正义性、合法性；篡改日本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弱化日本青年近现代史教育；打压进步媒体和有正义感的学者，削弱和平主义舆论声势。受此影响，日本战后长期奉行的“重经济、轻军备”的稳健路线不再是政治共识，强军扩武的右翼路线逐渐占据主流，并得到多数民众支持。日本共同社近期民调显示，超过60%的受访日本人支持高市早苗增加防卫预算。

掏空和平宪法根基，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二战后，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对日本进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造，其核心是出台和平宪法。该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故日本国防力量称自卫队而非军队。支撑“自卫”概念的支柱有两个：一是“自”，即日本的自卫队只能保护本国，不能到海外行使武力；另一个是“卫”，即只能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能使用防卫力量，且限定在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内，平时维持的防卫力量也必须限定在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内。日本政府在此基础上承诺遵守的“专守防卫”原则、“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等，成为使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制度保障。右翼势力为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一直推动日本摆脱这些制度束缚。2015年安倍晋三政府强行推动国会通过新法案，规定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时，若被认定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便可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条款从根本上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实际上推倒了对自卫队约束的第一大支柱。2022年底，岸田文雄政府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政策文件，谋求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第二大支柱也彻底倒塌。高市早苗一上台，即表明要修改“无核三原则”、解除武器出口限制、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以上种种言行表明，日本已经接近实质性掏空和平宪法，即将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

2025年12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仍在极力否认甚至淡化、美化侵略行径和反人类罪责。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意味着重犯。各国都有责任和义务督促日本对军国主义遗毒进行彻底清算，让悲剧不再重演，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图为当日例行记者会现场。 视觉中国供图

捏造渲染外部威胁，图谋实现重新武装。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视国内和平主义思潮为迈向所谓“军事大国”的主要障碍，将之污称为“和平痴呆症”，对其大张挞伐。同时，大肆捏造、渲染外部威胁，制造危机舆论，为建设军事大国进行国内动员。日本政府继而将这些右翼观点写入《防卫白皮书》、《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重要官方文件，并通过媒体营造日本安全环境空前恶化的舆论氛围，为推行强军扩武政策制造借口。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将原计划2027财年防卫预算达到GDP的2%的目标提前完成，推动年度防卫费总额从2022财年的5.4万亿日元跃升到2025财年的11万亿日元，膨胀速度之快，令世人震惊。此外，日本还加紧发展和部署具备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进攻性武器，防卫预算中超过三成被用于远程打击能力建设，这将使其可能再次成为真正具有对外攻击能力的“战争策源地”。

两股极端势力合流，极右主张加速落地。当今日本政坛，右翼民粹主义日益盛行，并与极端民族主义呈合流之势。一方面，过去作为“被排斥的极端”的日本右翼民粹势力，开始以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为师，提出“日本人优先”的政治口号，矛头直指外国移民和经济全球化，话语权和政策影响力显著上升，摇身一变成为“被容忍甚至可依赖的政治力量”。2025年参议院选举中强势崛起的参政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党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扩散反经济全球化、反精英的极端言论，吸引了大批对现状不满的群体。另一方面，从当代日本政治发展过程来看，极端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因战败受正义约束并急于恢复“正常国家”形态的日本来说，祭出极端民族主义大旗成为重要的政治手段。极端民族主义主张恢复战前国家意识形态，迎合日本部分选民迷恋“帝国荣耀”心理，并在网络上频频攻击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制造和渲染各种“威胁论”。近期，高市内阁以所谓“国家安全”与“防范外国渗透”为借口，将制定反间谍法视为优先议程，并考虑仿照美国制定“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试图推动右翼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主张加速落地。

二

2025年，从夏季国会参议院选举的震荡，到秋季首相的更迭，日本政治光谱整体“右移”、政治走向逐渐极端化。这种趋势的背后，是一场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和社会经济焦虑所驱动、激进政治力量所主导的政治畸变。

日本军国主义没有被彻底铲除。《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迅速形成，美国对日政策也发生根本性转向——从削弱、去武装化转向扶植、重新武装，导致日本军国主义余孽未能得到彻底清算。大量本应被禁止担任公职的战犯政客和官僚重返日本政坛，甚至被判7年有期徒刑的甲级战犯重光葵在被假释后竟然出任副首相兼外相。财界、媒体、教育界等与军国主义相关的保守主义者纷纷回归。战前庞大的官僚体系大部分被保存下来，并持续在日本战后政治中起主导作用。人员与体制的延续性，使得战后日本没有出现“洗心革面”、“从头开始”的局面，并始终无法与战前彻底切割。例如，曾是甲级战犯嫌犯的岸信介，从监狱重返政坛后就以抵制“战后体制”为政治根基，以修宪为毕生信念，并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成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还魂”的标志性事件。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说：“战后的日本政治某种程度上是由发动过侵略战争的人确立，其影响延续至今。”

经济长期低迷让日本社会焦虑不安。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多届日本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试图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民生日益艰难，家庭支出膨胀，社保等非消费性月平均支出由2000年每月8.8万日元涨至2023年每月11.4万日元，家庭年平均收入则由1994年的664.2万日元降至2023年的536万日元，支撑稳健保守路线的“1亿总中产”社会逐渐瓦解。2025年11月，日本剔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3.0%，连续51个月同比上升。以大米为例，3年来价格持续上涨，2025年甚至出现全国性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普遍不满。战后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和认同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快速复兴之上，一旦经济停滞民众便容易陷入茫然无措。30多年的经济低迷，国力严重衰退，让日本国内笼罩着强烈的对未来的迷惘感，不少国民情绪焦躁不安，并逐渐趋向偏激，与日本右翼口号产生共鸣。日本政治整体向右转，给各类冒险主义、极端主义卷土重来以可乘之机。

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5日，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召开会议，就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南、取消对武器出口的5种类型限制达成一致，并确认将于2026年2月向内阁提交相关动议。该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担忧和批评。图为12月25日，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大楼前举行抗议集会。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

执政党深陷困境，右翼势力趁机扩张。日本政党政治一直不健全，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大搞金权政治，依靠向地方、衰退产业等“撒钱”补贴来拉选票、稳固支持基础。自民党议员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选区或关联产业谋求利益，造成权力与利益深度捆绑，数十年来腐败丑闻不断，引发民众强烈不满。但自民党自身无力纠错，导致支持基础日益松动。为谋求连选连任，自民党转而依赖统一教、账外“黑金”等进行拉票活动，力图使推举的候选人成功胜出。不当行为一经曝光，自民党支持率急剧下跌，近期多次选举连遭惨败。民众对自民党实行自我革新、领导国家走出困境已经失去信心，求变心理日益上升，这给日本右翼和其他极端势力迅速扩张和蔓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三

上台仅数月，高市早苗政府毫不掩饰“重新武装”日本甚至对外军事干涉的企图，暴露出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躁动，给日本自身、地区和平以及中日关系带来严重危害。

背弃和平道路，穷兵黩武荼毒日本及其民众。当前，日本右翼政客已经肆无忌惮，一方面以应对内外困境为由，引导国内舆论讨论修宪、强军扩武等议题，加速推动修宪进程；另一方面在美国默认、允许甚至怂恿下，加紧重新武装，并加速实现日美军事捆绑，这一进程名为确保自身安全，实则通过提升进攻性武力威慑他国。然而，强军扩武并不能把日本带出困境，反而令民众忧心国家将重蹈历史覆辙、再度深陷战火。日本政府在增加防卫开支的同时，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支出面临压缩。对此，日本民众极为不满，称其为“减寿大军扩”。日本民众在多地举行集会，喊出“我们交税不是为了扩军”、“我们要的是生活，不是军备”，强烈抗议日本政府采取军备扩张路线。有日本学者指出，超过10万亿日元的防卫开支对日本经济是极其沉重的负担。

加剧摩擦冲突，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在右翼势力推动下，日本社会主张进行地缘对抗的思维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领土问题上，日本加剧与邻国的摩擦。高市早苗上台不久，即放任右翼“渔船”侵犯我国钓鱼岛领海，在日韩争议领土问题上表明强硬立场，推动自卫队联合域外势力在北海道附近举行军演，挑衅俄罗斯的意味明显。日本右翼政权四面出击，严重影响地区安全环境。部分日本社交媒体高度认同并鼓噪“实力才是硬道理”，这将刺激右翼政权进一步对外示强，在处理与邻国争端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更加咄咄逼人。更有甚者，高市早苗明确提出，要废除现行武器出口限制，实现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所有防卫装备的出口。这意味着，日本不但要保持战力，而且还要出口战力，实现通过向第三方援助或出口武器的形式介入地区冲突，为地区和平稳定增加极大的破坏性因素。日本《东京新闻》发表社论指出，高市早苗政府推动的日本武器出口只会助长国际纷争。韩国国会议长禹元植要求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展现真诚反省和负责任态度。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指出，高市言行“威胁亚洲和平，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挑战”。

妄图介入台湾问题，阻挠中国统一大业。高市早苗上台后即展现出咄咄逼人的姿态，在国会答辩中将“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判定及行使集体自卫权挂钩，并且拒不撤回。高市早苗言论的实质是企图通过介入台湾问题，挑起大国矛盾、推动阵营对抗，妄图从中渔利，反映出更加极端化、民粹化的日本极具侵略性、冒险性。然而，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出现两个误判：一是误判国际形势，在美国努力稳定对华关系之时，高市早苗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绑架美国为其冒险行为“买单”，结果不过是一场无人响应的政治豪赌；二是误判中国决心，讲了不该讲的话，越了不应越的线，挑战中方核心利益，这必然受到中方坚决回击。今天的世界格局早已不同往日，今天的中国也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始终致力于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绝不会有任何妥协退让。任何试图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大业的行径，都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将国家机器变成杀戮工具，一张“战争能够胜利”的空头支票，将整个日本社会裹挟进战争狂热，最终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把日本自身推向了毁灭的深渊。现在，日本政治和社会又一次走到极端化的悬崖前，日本社会连“反战、世界和平”这样理所当然的主张都很难公开提出，而高市等人的论调与二战前夕日本军部煽动战争的逻辑何其相似！历史和现实证明，重走军国主义是邪路，也注定是一条死路、绝路。只有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才是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近邻信任与理解的重要前提，也是符合日本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更应以史为鉴，准确识别当前地区安全稳定面临的真实、巨大的风险，看清日本右翼势力的邪恶企图，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共同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复萌。

作者：樊小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

来源：求是微平台

作者: 樊小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