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 王水明 　　古代判词，类似于今天的裁判文书，指的是古代司法官员在裁判案件时所撰写的判决文书或裁判词。可以说，古代判词以简练而富有文采的语言，不仅用于宣布判决结果，还承担着阐释法理、教育民众、维持社会道德秩序等功能。作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判词中包含着古人对公平正义的理解、释法说理的运用、法律论证的推演等，如能从中汲取营养，为当下法律文书改革提供有益借鉴，或许是古代判词留给我们的重要法律遗产。读者若想了解古代判词，不妨去阅读我国审判业务专家李广宇所著的《判词经典：从上古到南宋》（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一书，相信一定可以感受到判词世界里的法意、情理和智慧，并寻找到让我们为之惊叹、为之借鉴的重要线索。 　　书中，作者以我国古代判词的历史发展为顺序，为我们赏析了从上古到南宋时期的经典判词，分析了不同朝代判词的特点，解读了这些判词背后所反映的法制传统和法律文化。透过这些判词，我们见识了董仲舒、白居易、元稹、苏东坡等名家的判词功力，见识了《甲乙判》《龙筋凤髓判》《名公书判清明集》等判词的风采。受篇幅所限，笔者选取部分经典判词，以原文为对照、以分析为回应，开启一段“沉浸式”的阅读之旅。

判词一：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判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瓯父也，当枭首。”议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也，不当坐。” 　　上述判词出自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案件的焦点是，甲以杖击丙，本为救父，不意竟误伤己父，是否应构成“殴父罪”？这里，董仲舒引用“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的经义故事，运用“原心定罪”的原理，得出结论：甲并非殴父，判无罪。所谓“原心定罪”，也称“原情定过”，就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推究行为人有无主观恶性及其程度的深浅；而主观因素不外乎包括行为的意图、动机、目的等。本案和许止进药一样，本意是为了救父，主观上并无谋害父亲的意图，所以理应判无罪。这种“原心定罪”方法，与现代法学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如出一辙。言下之意就是，只有结合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才能准确判断行为的违法程度。比如，刑事案件中，客观方面反映的是行为的危害后果，而主观要件则反映行为人的恶意程度，在客观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主观恶意大，则社会危害性大。

判词二：牛马相抵判

　　判曰：“马牛于牧，蹄脚难防。苟死伤之可征，在误而宜别。况日中出入，郊外寝讹：既谷量以齐驱，或风逸之相及。尔牛孔阜，奋骍角而莫当；我马用伤，踠骏足而致毙。情非故纵，理合误论。在皂栈以来思，罚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轻。将息讼端，请征律典。当赔半价，误听过求。” 　　上述判词出自白居易的《甲乙判》，案情是甲牛抵乙马死，乙请偿马价，甲请偿半价，如何裁断？白居易作出三方面的考虑：第一，请征律典。司法之首要，在于正确适用律典。《唐律疏议》卷十五《厩库》云：“诸犬自杀伤他人畜产者，犬主偿其减价；余畜自相杀伤者，偿减价之半。即故放令杀伤他人畜产者，各以故杀伤论。”疏云：“‘自相杀伤者’，谓牛相抵杀，马相踏死之类。假有甲家牛，抵杀乙家马，马本直绢十疋，为抵杀，估皮肉直绢两疋，是名‘偿减价之半’。”白居易“当赔半价”的结论显然符合上述规定。第二，故误宜别。法律是死的，争端是活的，对于每项争端，均应根据具体情况，分辨区别。首先，故意和过失，法律责任就有不同。判词云，“在误而宜别”，说的就是这层意思。“马牛于牧，蹄脚难防。”如果不幸发生了牛抵马死事件，原属“情非故纵”，自应“理合误论”。第三，偿则从情。判词进一步提出，赔偿之多寡，还应根据损害发生的情形加以区分，例如，“在皂栈以来思，罚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轻。”本案发生在放牧的地方，显然与侵入人家的马厩有所不同，所以应减轻赔偿。 　　这一判词把“法理情”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法”是高度抽象化的条文，是基础，“理”是具体化的“法”，“情”是社会伦理，是补充，综合考量后得出的结论，既有裁判的正当性，又不失大众的可接受性。可以说，这是白居易运用“法理情”相融合而决断的典范。

判词三：已成婚而夫离乡编管者听离判

　　在法：“已成婚而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夫出外三年不归，亦听改嫁。”今卓一之女五姐元嫁林莘仲，续后林莘仲因事编管，而六年并不通问，揆之于法，自合离婚。而卓一之尚以半子为念，与议和离，立定文约，领去聘财四十五贯官会，有林莘仲批领，詹用知见，佥号分明，又有卓氏经官自陈一状可据。林莘仲今复何辞乎？林莘仲可谓妄词，合行收罪，免断。 　　上述判词出自《名公书判清明集》，本道判词开篇即援引法条：“已经成婚但被处以外乡编管之刑者，其妻子愿意离婚的，应当准许；丈夫外出三年不归家的，亦准许改嫁。”一下子就框定了争议事项以及法律依据。紧接着，用极简的笔墨点出了本案当事人以及案件事实：“如今卓一之的女儿五姐原来嫁给了林莘仲，后来林莘仲因犯案被处以编管之刑，而且六年一直没有音讯。”很简单，无论是被处以编管之刑，还是六年来一直没有音讯，按照法律规定，都应听凭五姐提出离婚。紧随事实认定，又列出一系列佐案证据：“有林莘仲领钱字据，詹用作为证人，签字画押，另外还有卓家向官府陈述的证词作为凭证。”如此事证分明，你林莘仲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既然收取了卓家官会，又准许五姐改嫁。最后是定性：“林莘仲可谓是忘行诉讼，依法应当定罪。” 　　短短一道判词，要素齐全，层次分明，言简意赅，内蕴丰厚。同时，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构造之美——叙述事实、援引法律、分析说理、宣布裁判，一气呵成、浑然一体。不仅如此，结构井然，剪裁得当，要言不烦，精悍隽永。应当说，这种判词的写法、表达、布局，值得我们如今的裁判文书参考。 　　应当说，《判词经典：从上古到南宋》一书中，像以上所列的判词还有很多。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判词一承载的法律原则运用、判例指导，判词二反映的法律为先、事实为据、区分情节的裁判观，还是判词三显示的逻辑分明、层次感强的三段论说理方法，无一不体现了古代判词独特的法律魅力：只有不好的裁判才会各有不同，而一份好的裁判都是相似的：法意分析透彻、法律推理缜密、法律说理到位、写作手法讲究。 　　学习是为了借鉴。学习古代判词，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律文书尤其是判决书有着诸多启发： 　　严肃审慎的制判态度，要求判决书达到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层次分明、通俗易懂；情理交融的写作方式，要求判决书不仅要论述法律关系，还应强化对人情事理的分析；劝谕告诫的说理特点，要求判决书裁判者于法理之外，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和道德感化，旨在以情动人、化解矛盾；“文理优长”的修辞技巧，要求判决书注重引用弘扬传统美德、有利于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格言、谚语，以提高判决书的生动性、通俗性和人情味。 　（作者单位：青海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