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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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雷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公布了4件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其中3件为刑事案例、1件为民事案例，为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准确把握政策界限，依法审理同类案件提供了裁判指引。 　　今年5月20日起实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是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对于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民营经济促进法中，有近六分之一的条文涉及刑事司法保护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的制度机制。刑事司法保护是落实平等保护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普遍关注的事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涉刑案件多为经济犯罪案件，而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之间的界限本就模糊。多年来，这种界限模糊导致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乱象频发，严重损害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针对这一司法痼疾，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办理案件应当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遵守法律关于追诉期限的规定；生产经营活动未违反刑法规定的，不以犯罪论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撤销案件、不起诉、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禁止利用行政或者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最高法此次公布的案例中，第二件与第三件便完整准确地诠释了这条规定，正确区分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纠正了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的错误做法。 　　案例二为叶某某合同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叶某某在商业合作中存在部分虚构事实的行为，但合同相对方并未遭受实际财产损失。原审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再审法院则依法改判无罪。此案阐明成立合同诈骗罪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能仅因行为人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就简单定罪。再审法院穿透式认定由于被害人并未遭受财产损失，叶某某也无非法占有的主观意图，最终改判无罪。 　　此案涉及的合同诈骗罪是经济犯罪中的高发罪名，也是界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疑难罪名，司法实践中争议案件数量较多。一些办案人员因主观认知或办案习惯，简单化僵硬办案，将具有“诈骗外观”的案件均认定为合同诈骗罪，混淆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的界限，挫伤了市场主体信心，也损害了市场秩序。此案的纠错，有助于纠偏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简单僵化办理合同诈骗案的错误倾向，明确了以实际损失这一核心要件判断经济犯罪罪与非罪，明示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的界分标准。这一纠错裁判逻辑正是对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三条的最佳实践诠释。 　　案例三为窦某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再审改判无罪案。窦某某作为企业负责人，其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之间存在频繁资金往来，原审法院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定罪。再审法院审理查明，窦某某的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高度混同，在未查清资金往来和用途的情况下，认定其犯罪事实不清，最终改判其无罪。此案裁判要旨在于当企业家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存在混同时，入罪务必审慎。 　　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混同，在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前十分普遍，也是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现实状况。对此，一方面，政府管理部门及执法司法机关应引导民营企业建立自主合规体系，严格区分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另一方面，在判断罪与非罪时应遵循谦抑性原则，仅在民事、行政手段无法救济时方可考虑使用刑事手段。此案中，并无证据表明窦某某相关行为损害了企业合法权益，从实质性穿透视角来看，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所保护的法益并未遭受损害，因此作出无罪判决。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这两个案例的错案形成与事后纠错，有着共同的启示之处：办理涉企经济犯罪案件，必须审慎、严格划定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防止片面、简单化地仅凭行为外观作出有罪认定，而应从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大局出发，以利益与权利是否受损这一经济犯罪的核心要件进行实质性判断。当判断存疑时，应根据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原则，依法作出无罪处理，以体现刑法对市场经济的应有尊重和刑事审判审慎善意的司法理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